总统直属低出生率与老龄社会委员会近期就国内应对低出生率的现金支援政策对各收入阶层生育率贡献程度进行了内部分析。结论是,这些政策对提高低收入阶层生育率并未产生明显影响。政府一位高层人士解释称:“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等的现金支援政策一直朝着提高普惠性的方向变化”,“在收入相对较少的阶层,环境使其判断不生孩子更好,因此即使提供现金支援也难以显现政策效果,这一分析正是基于此。”
━ 领取比重在第7分位达15%为最高 领取集中于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生育 育儿休假中第7~9分位占53%
5日Seoul Economic Daily获得的《社会保障行政数据构建及基础分析》最终报告书中所载的儿童社会保障政策分析结果,也与该委员会的上述结论一脉相承。因为在儿童津贴等普惠福利性质较强的政策中,低收入阶层的领取率相对较低。提交给韩国保健福祉部的这份报告书,利用社会保障行政数据(以2020年登记普查为准)分析了保育、老年人、劳动年龄层、残障人士福利政策。社会保障行政数据去年首次引入,目前尚未完整涵盖金融收入或私人转移收入相关信息,但由于汇集了33家公共机构的统计,样本约达1000万人,且涵盖从社会保险到公共扶助的社会保障制度全貌,具有可分析范围广的优势。
据报告书分析结果,在领取儿童津贴的家庭中,占比最大的收入分位为第6~8分位(以全体10分位为准)。第7分位占全体的14.7%,比重最大,其后是各占13.5%的第6分位和第8分位。这与第1~4分位仅占4.9~9.2%形成明显对比。
这似乎与育儿家庭大多为中产阶层以上不无关系。意味着儿童津贴领取者有可能集中在该收入阶层。实际上,领取儿童津贴的家庭中第1~4分位所占比重仅为25.3%,仅为第5~8分位(53.5%)的一半。虽然也可以指出现金津贴发放应采取甄别式发放而非普惠式,但问题在于,若要让现金津贴对低收入阶层育儿产生实质影响,需要远大得多的财源。这意味着转向甄别式福利在现实中困难不少。
━ 因以雇佣保险参保者为对象的标准 低收入阶层难免被排除在外 “需对福利制度全盘进行补充完善”
“向中产倾斜”在育儿休假等方面更为突出。育儿休假津贴受益家庭中占比较大的收入分位依次为第8分位(19.8%)、第7分位(17.3%)、第9分位(15.7%)。第2~4分位仅为0.9~9.0%。产前产后休假在第9分位为22.1%,而第2分位仅为0.3%。父亲育儿休假奖金制同样在第8~9分位各占约20%,而第2~3分位仅为0.3~1.2%。父亲育儿休假奖金制经由“3+3父母育儿休假制”,近期扩大改编为“6+6父母育儿休假制”。这些制度大多以雇佣保险参保者为对象,且在企业内部福利较好的大企业等导入率较高。
目前政府正以扩大育儿休假制度为中心整备低出生率对策。决定研究在产假后强制实行育儿休假的“自动育儿休假制”便是代表性举措。不过也有人指出,若育儿休假受益持续集中于中产阶层以上,可能助长“只有有收入的阶层才生孩子”的现象。
另一方面,报告书还分析了老年人岗位、公共年金、基础年金、劳动奖励金等对减轻老年贫困的贡献程度。结果显示,公共年金的贫困率下降效果最高,达9.6个百分点,其后是基础年金(2.5个百分点)、劳动奖励金(0.5个百分点)、老年人岗位(0.4个百分点)等。从贫困缺口比率下降效果看,基础年金(12.7个百分点)与公共年金(15.0个百分点)贡献较大。研究人员预测:“从贫困缺口比率看,基础年金减少老年贫困的效果并不明显落后于公共年金”,“今后在中长期老后收入保障制度改革讨论中,基础年金的发展方向将成为核心争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