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办公企业WeWork的破产申请已迫在眉睫。3日(当地时间),WeWork股价以84美分收盘。自2021年上市以来,较开盘价下跌99.8%。尽管公司正与债权方就短期债券利息支付进行最后谈判,但在结论出来之前股价已暴跌,市场似乎已判定WeWork难以生存。对于一家企业价值一度高达470亿美元(约63万亿韩元)的公司而言,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
此前,在旧金山这里也已零星出现征兆。曾超过10家的WeWork门店陆续关闭,如今仅剩7家。尤其最大的前兆出现在位于旧金山金融中心的加利福尼亚街430号。这座面积达18万平方英尺(约1万6700平方米)的20层建筑由WeWork整栋租下,曾书写过众多初创企业的历史。但上月,WeWork被业主起诉,要求返还高达2亿5000万美元(约3400亿韩元)的租金。
实际拖欠的只是一个月租金,但需返还的租金增至数千亿韩元规模,与WeWork“对业主友好”的合同条件关系密切。2018年WeWork签订租约时,将合同到期时间定为2036年年末,并开出支付全部租金及一切费用的优厚条件。房地产合同锁定期越长风险越大,而WeWork将只有在景气时期才可行的策略用于全球多达777处门店,成为祸根。
当时WeWork创始人亚当·诺伊曼的目标只有一个:把WeWork开在地理位置最好的地方,让任何人都不得不进入WeWork。他始终主张,要不惜一切手段和方法,“今天让WeWork进驻纽约曼哈顿的中心,明天进驻中国上海的摩天大楼”。这正是仅过数年便被初创企业界视为金科玉律的“烧钱快速成长”策略。这并非诺伊曼一人能作出的选择。为其提供支撑的是软银集团会长孙正义的愿景基金。即便是“无底洞灌水”,作为最大股东的软银集团仍无法放弃WeWork,原因在于考虑到已投入的资金,无论如何都必须“退出”。他也有自己的目标:为了首期愿景基金的成功,投资组合中需要一个招牌级的成功案例。最终,孙正义与愿景基金向WeWork投入了106亿美元(约14万亿韩元)。
此后疫情改变了企业的办公模式,加之去年席卷整个行业的经济衰退期,WeWork要应对这些变化,房地产成本等负担已过于庞大。加息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归根结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租户来填满大规模租下的办公室。这也是为何有评价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破产程序随时都会启动。
人们常把WeWork的失败说成共享经济的崩塌,但WeWork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的第一颗扣子在于,一位善于利用风险投资(VC)资金回收欲望的初创企业创始人不顾一切地把规模做大。这也是VC业界向最需要的初创企业优先投入资源的“分级救治(triage)”策略失败的典型案例。19世纪法国拿破仑帝国近卫队的外科医生多米尼克·让·拉雷,在医疗资源绝对不足、伤员众多的情况下,根据伤情严重程度和生存可能性来决定医疗资源分配。该策略的核心集中于“可治疗性”。无论接受何种治疗生存可能性都很高的患者,与无论接受何种治疗生存可能性都很低的患者,其获救可能性被区分开来。
从向初创企业输血的角度看,VC们也彻底遵循分级救治原则,即着眼生存可能性,把资金和支持集中给更有可能做好的初创企业。一位硅谷VC表示:“VC们彻底遵循分级救治,把资金和资源集中给成功可能性高的初创企业”,“这种优先顺序为培育硅谷生态系统作出了贡献。”他接着指出:“绝不能让已经投入的金额成为分级救治的标准。”归根结底,这不仅是创始人的过错,VC对此予以配合,使本可在上市前终结的损害被拖到最大,这一指责也难以回避。损害进一步扩散到了更多小股东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