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一位现职法官,他问我这样的问题:有什么理由要冒着风险继续(经营产房)?他说医生谁都可能出错,即使不是失误也可能出现不好的结果,但他从没见过在业务过失致死上赔偿金规模如此之大的职业群体。”
艺珍妇产科院长吴相允(妇产科专科医生)说:“感觉所有人都在说,是你在那里你的错,不服气就别干了。每天早上我在医院祈祷(不要发生事故),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今年从事分娩工作第26年的吴院长,经营着京畿道始兴市仅剩的一家分娩医院。他选择分娩专科医生之路,并非出于“孩子可爱、被生命诞生瞬间的惊奇所吸引”这样宏大的理由。在三星首尔医院经历实习医生、住院医生等共7年培训并准备开业时,他也曾考虑过做减肥、美容手术或不孕不育门诊。
经过长时间考虑,抱着“还是做在培训医院经历最多、自己最擅长的事”的想法,他开了分娩医院。他以未发生致命并发症或孕产妇死亡事故的自豪感坚守现场。然而有一天收到了起诉状,是一位入住医院经营的月子中心仅五天后因脑卒中倒下的产妇提出的损害赔偿起诉状。
他回忆说:“到法院作出和解劝告决定、一审驳回为止,近3年时间里每一天都如同地狱。”似乎原告方有中介介入,最初3.5亿韩元的赔偿金一年后连同法定利息膨胀到近18亿韩元。他说,为证明自己没有过失、为让人理解医疗现场的状况而奔波准备相关资料,同时还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分娩情况,自己的处境让他倍感失落。
漫长的官司结束了,但分娩患者减少了近30%,还留下了不知何时又会遭遇诉讼的不安。这也是他每次见到为数不多的“同道”时,都会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知道还能(经营产房)到什么时候”的原因。
2006年开业时,始兴市还有7家分娩医院。17年间始兴市人口增加了20万人,但其他医院陆续停止运营产房。平时到远处大医院做产前检查的产妇,只在深夜只有值班医生的时候出现急症才来本地医院。所谓的竞争对手减少了,收益却没有增加,反而是风险负担加大的结构。今年5月,一起追究分娩医生对出生时患脑瘫新生儿的责任、判令赔偿12亿韩元的判决出台,使现场的危机感进一步加剧。他所属的全国分娩医院协会成员机构约120家。若包括不属于协会的分娩医院和上级综合医院,可增至400余家,但相关医院数量每年急剧减少,分娩薄弱地区不断增加。尤其是分娩相关医疗诉讼的赔偿规模呈天文数字式上升,分娩医院退出现象正在加速。甚至出现了“一觉醒来就有产房关门”的说法。
他指出:“妇产科医疗诉讼已经超出了医生或单一医疗机构所能承受的水平”,“只有审视为何必然成为被回避科室、次选科室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近来无过失分娩事故转为由国家全额补偿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事,但“不可抗力的无过失分娩事故”Rado存在只能走刑事或民事诉讼的结构性问题。孕产妇死亡等的补偿金被定为3000万韩元,如此脱离现实的政策正把分娩医生逼向停业。
他把分娩基础设施比作消防基础设施。他认为,地区内没有一家分娩医院,就等于突发火灾时没有能在5分钟内赶到的消防车。他呼吁:“围绕分娩基础设施的环境本已恶劣,若以现在的速度崩塌,孕产妇的生命与健康受损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大”,“亟需让不可抗力分娩事故的补偿金贴合现实,并在制度上加以完善,避免出现基于司法机关被扭曲的医疗知识而作出的过度判决。希望在为时更晚之前,倾听现场医生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