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写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的俄国文学巨匠普希金,在听到妻子有不轨传闻后与散播传闻者决斗,最终身受致命枪伤而死。我国也有许多与名誉相关的俗语,如“两班即便落水也不狗刨”、“老虎死后留皮,人死后留名”等。或许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我们社会至今仍极为重视脸面与体统。也许正是这种文化的产物,我国刑法专门以“关于名誉的犯罪”为题,用整整一章加以规定。除刑法之外,对利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网实施的名誉损害行为加重处罚的规定也被纳入信息通信网法。日本刑法与我国类似,而美国联邦法律中并不存在毁损名誉罪,几乎都作为民事问题处理。
有关名誉损害的纠纷也日益增加。据媒体报道,以名誉损害、侮辱为由受理的刑事案件从2010年的2万2777件增至2020年的7万9910万件,10年间激增约4倍。
名誉损害纠纷出现的领域也十分多样。媒体报道、重建与再开发合作组织或整治项目、消费者的使用评价、演艺圈话题等,社会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各自特有的名誉损害纠纷。听说在任何名词后面加上心理学就成了“某某心理学”,名誉损害似乎也是如此。
那么,我国的侦查机关是如何对待毁损名誉罪的呢?是否按照刑法或特别法的精神,为名誉受损的受害人进行迅速而彻底的侦查呢?
结论是并非如此。从侦查机关的立场看,名誉损害类的控告、举报案件难免属于重要性和紧迫性相对较低的案件。而且毁损名誉罪在法理上也非常复杂,处理案件所需投入的精力相当大。
处罚力度也偏轻。根据韩国大法院的量刑基准,毁损名誉罪被认定有罪时,基本量刑范围为有期徒刑4个月至1年,但实际上多数只是被判处小额罚金。2010年前后,不断质疑某艺人学历并散布虚假事实、引起社会轰动的所谓“打陈要”事件中,两名主犯也仅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因此,如果打算以毁损名誉罪控告、举报某人,应在仔细审视之后再作决定:控告、举报究竟是否有效;若提出控告、举报,应如何梳理并主张事实关系;是否存在无法提出控告、举报的法律障碍;即便构成犯罪,是否存在因属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而无法起诉的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