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危机爆发以来,人类如今似乎已摘下口罩、完全回归日常。但在大流行期间的过去三年,世界经历了拆解并重新组装必要秩序的过程。其中实现压倒性扩张的是国家权力。在推行社交距离和封锁政策的过程中,国家的力量膨胀到民主主义全球化之后从未见过的程度。长期研究“例外状态”的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主张,国家正在构建一种把国家权力与国家例外状况结合起来的新的卫生宗教,这可以用“生物安全(biosecurity)”一词来表述。
作者是精神科医生,同时在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担任研究负责人,作为美国医疗伦理学者积累了声望。这位权威专家在大流行期间对国家的应对措施提出质疑,并因此一夜之间被逐出医疗界。原因是他无法对国家在推行疫苗强制接种过程中未遵守“知情同意”这一基本医疗伦理准则视而不见。作者主张,在这一过程中,不透明处理数据或审查等反民主行为也频繁发生。
知情同意是历经纳粹人体实验等人类残酷历史后才确立的权利。战后缔结的1947年《纽伦堡法典》把“研究对象的自愿同意绝对必要”列为十大原则中的第一条原则。换言之,在以人为对象实施未经验证的研究时,必须告知准确信息并取得自愿同意。然而作者指出,在疫苗强制接种过程中,处于临床试验中的疫苗的危险性并未被充分告知。国家还忽视自然免疫的重要性,未能推行具有一贯性的防疫政策。
民主社会的根基被连根撼动,也是“生物安全”造成的惨痛失误。因为隔离感染者、下令停课停业的行为必然侵害国民主权。由于并非允许公开讨论的开放氛围,这种权威主义体制才得以长期延续,恶性循环持续不断。对已成为日常的政策进行根本性重新检视也势在必行。作者指出,社交距离“与其说是医学用语,不如说是政治用语”。社交距离所禁止的并不是因接触而发生的感染,而是人类相互作用这一社会行为。他分析认为,封锁政策严重摧毁了市民的精神健康,并伴随毒品危机加剧等附带的反效果。
就未来而言,大流行危机已成为可能再次到来的潜在威胁因素。或许有人会提出意见,认为这是现代以来首次遭遇的全球性危机,难免伴随试错。但对过程的反思是必要的。作者通过尾声“西雅图,2030”所假设的未来社会具体而组织严密,阴郁到难以轻易挣脱。民主主义的根基始终源自讨论与共识,而为得出合理替代方案的机会,由国民来创造。2万8000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