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今年全球影坛最热门的话题之作,《芭比》(Barbie)不可不提。影片讲述生活在“芭比乐园”——想成为什么都可以的芭比娃娃世界——的芭比在体验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寻找自我认同的故事,尽管遭遇女性主义争议等种种非议,仍在全球揽下1.9万亿韩元票房,创下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卖座纪录。
一提“芭比娃娃”,似乎只被视为完美白人女性外貌的象征。但在女性除了做贤妻良母之外选择不多的年代,芭比曾是投射少女们对各种职业的梦想与可能性的对象。比人类首次登月还早四年、1965年推出的“宇航员芭比”,以及外科医生(1973年)、CEO(1985年)、海军(1991年)、总统候选人(1992年)、大联盟棒球选手(1998年)等,芭比拥有的200多种职业始终领先时代。
在芭比不断打入男性主导的职业世界之际,人类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实现了飞跃。芭比诞生的1959年,美国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约为37%,如今已超过57%。虽晚于芭比,1983年美国首位女性宇航员诞生,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女性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营收前500强企业“财富500强”的CEO中,女性占比今年首次突破10%。但这一过程缓慢,某些时刻甚至停滞乃至倒退。美国女性所得薪酬约为从事同样工作的男性的82%。相比40年前仅有65%已是巨大进步,但剩余差距难以轻易弥合。也有报道称,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主要银行的男女薪酬差距反而在扩大。
最推崇能力主义的美国也只是如此,韩国更不必说。韩国自1996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来,一直是成员国中性别薪酬差距最大的国家。以2021年为准,男女薪酬差距高达31%,大幅高于OECD平均水平(12%)。在英国《经济学人》针对OECD国家、衡量女性在职场中获得与男性同等待遇程度的“玻璃天花板指数”排名中,韩国是常年垫底。
长期研究劳动力市场女性歧视问题的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把“子女”指为造成男女薪酬差距的核心原因。首次生育后因育儿负担导致收入减少、晋升受阻的所谓“child penalty”(生育惩罚)确实存在,而不投入长时间工作便难以成功的就业市场结构对女性不利。戈尔丁教授以学术方式厘清了这一如“房间里的大象”般人人皆知却装作不知的难言真相,今年成为首位独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如今仍有无数女性受过高等教育,却因生育和“独自育儿”而无法发挥能力,甚至干脆放弃职业生涯。由此造成的社会损失也很严重,而唯独要求女性在“工作还是家庭”之间二选一的企业文化与社会氛围,如今已成回旋镖,开始威胁韩国社会的存续。总和生育率0.7人(今年第二季度)这一前所未有的低生育现象,正把韩国社会推向消亡危机。
如果生育育儿在一个社会中成为拖住女性脚步的不利因素,那么无论推出多么像样的低生育对策都不会有改变。近期中央劳动委员会针对将休育儿假女性从组长降为普通职员的雇主作出“性别歧视”纠正命令判定,既令人鼓舞又令人苦涩。以划时代的财政支持减轻生育育儿费用的扶助政策固然必要,但最迫切的是韩国社会认识的转变。首先要改变“育儿是女性分内之事”的观念,并尽快确立推动男性育儿假、工作时间弹性化等让男女共担育儿责任的制度。只要不把房间里的大象请出去,克服低生育就遥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