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确实超过日本的一项,是“老龄化速度”。日本从老龄化社会(65岁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进入超老龄社会(20%以上)用了35年,而韩国预计从2000年到2025年仅需25年。与低出生率叠加的快速老龄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低增长担忧,两国老龄化形态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由政府与民间合作创造老年层岗位与收入,从而培育出相关产业与市场。韩国退休年龄层贫困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国家中居首(40%),老年人收入水平低,相关产业与市场甚至未能真正起步,两国所处位置截然不同。
12日走访的东京足立区“横引卷帘门”公司。这是一家员工仅34人的小公司,却有与众不同之处:60至80多岁员工的比重竟超过一半。60多岁9人,70多岁7人,80多岁也有2人。市川慎次郎,该公司代表理事表示:“目前最年长员工81岁,但两年前一位94岁的在职正式员工直到去世前两天仍在上班”,并说明“我们公司的退休年龄是70岁,但只要本人愿意,可以继续工作多久都行,根据业绩有时还能拿到比以前更高的薪水”。他还补充说:“日本有很强的倾向,认为到60岁、65岁还都是‘非常年轻的现役’。”当被问及老年人雇用的优缺点时,他回答:“可能听起来奇怪,但比起给年轻员工涨薪,给高龄员工涨薪性价比更高。”看到涨薪的高龄员工,年轻员工也获得了长期、踏实工作的动力,结果整个公司的生产率随之提升。
这样的案例在日本各地正变得越来越常见。总部位于横滨的家电销售企业“Nojima”,老当益壮的案例也在持续。该公司全体员工(约8700人)平均年龄约30岁,相当年轻,但65岁以上员工超过70人,其中3人已过八十。府川敦子,该公司公关负责人说明:“资深员工全部配置在门店,与(其他员工)拿同样的薪水工作”,“他们产品知识丰富,高龄顾客也觉得更自在,回头客很多”。
这种认识并非一夜之间形成。日本企业积极推进老年人雇用也花了数十年。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讨论的60岁以上退休年龄义务化,直到1998年才得以实施。在此期间,日本政府留出充足时间,支持民间自主推进退休年龄延长。除对个别企业的指导外,还实施了缓解企业人工成本负担的退休年龄延长奖励金、高龄者雇用奖励金、继续雇用奖励金等各类补贴制度。
日本企业也通过多样的人事管理缓解了引入60岁退休制带来的冲击。在改善薪酬与退职金体系的同时,实施了为维持继续雇用的工作延长制和职级退休制等。经过这些努力,在60岁退休年龄被法律义务化之前,多数日本企业已引入60岁退休制。此外,劳资共同组成委员会推进相关讨论并加以制度化,因此引入60岁退休年龄带来的劳资矛盾也不大。
自2013年4月起,面向所有企业适用了雇用至65岁的义务化。即超过法定退休年龄60岁仍希望工作的员工,企业必须雇用。据厚生劳动省数据,截至去年6月,99.9%的日本企业遵守了雇用至65岁的义务化。
特别是日本政府还提供了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的选项。结果约70%的日本企业适用“继续雇用制度”。继续雇用是指企业对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继续雇用,但薪酬等劳动条件可能比退休前差的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其余30%的企业自发选择了“延长或取消退休年龄”。在维持现行薪酬等待遇的前提下决定继续雇用的代表性企业有本田。过去选择继续雇用的本田,为解决继续雇用劳动者工作意愿与生产率偏低的问题,2017年转向延长退休年龄。其宗旨是多付薪水、换取相应更高的生产率。
无论是继续雇用还是取消退休年龄,都与连法定退休年龄都难以真正遵守的韩国形成对照。韩国也自2016年将60岁退休年龄法制化,但据去年5月Statistics Korea的调查,实际退职年龄为49.3岁,与法定退休年龄相差10年以上。此外,中小企业中不实行退休年龄制度的事业场接近80%,制度与现实存在相当大的脱节。
李英民,淑明女子大学教授指出:“韩国若要像日本一样增加老年人雇用,需要让受人力短缺困扰的中小企业优先把老年人作为新的人力资源加以考虑。同时应革新企业的人事劳务惯例,推进引导代际共存与共赢的一体化人事管理。”他还强调:“现在正是广泛研究日本企业案例、再一次升级韩国老年人雇用政策的时候。”
东京=柳周熙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