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今年5月,人力派遣企业The K Tech创始人的霸凌行为引发社会公愤。据媒体披露,该公司创始人长期对员工辱骂和施暴。甚至让员工趴下后用棍棒殴打,并以业绩不佳为由削减工资。经韩国雇佣劳动部特别监督查明,还存在强迫减重和强迫考取资格证的情况。
#2. 今年1月,在长水农协工作的员工极端选择事件,也通过雇佣劳动部的特别劳动监督对相关人员作出了处罚。监督结果显示,作出极端选择的员工长期遭受职场霸凌。作为加害方的上级曾要求受害者购买帝王蟹等,以不当指示和持续的当众责难施加压力。
#3. 半导体企业Test Tech的劳动者自2月起为解决工作场所内持续存在的恶言、性骚扰、拖欠工资等问题成立了工会。工会持续举行多次集会和记者会批评公司方。事实上,17日雇佣劳动部特别监督结果显示,该处职场霸凌泛滥,还存在贬低女性身体的性骚扰言论。
劳动者要求在日益恶化的工作场所中得到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恶劣用人单位是最大原因。加之在劳动市场结构和制度上,大多数劳动者难以得到保护。加强劳动主管部门监督、完善制度已迫在眉睫。
据雇佣劳动部22日消息,该部当天对近期通过媒体曝出对员工施暴及霸凌的全北顺正畜协实施特别监督。特别监督以处罚制裁为原则,是劳动监督中级别最高的方式,因此只选择性实施。然而仅今年就有4家用人单位被实施特别监督。
2021年至今,雇佣劳动部实施或决定实施特别监督的案件共18件。从特别监督事由看,施暴、霸凌等引发社会争议的案件达16件,占绝大多数。其余仅2件为违反劳动关系法令等劳资纠纷隐忧。
特别监督大多集中于引发社会争议的用人单位,这一状况是个别用人单位问题与劳动市场结构、制度以及监督局限相互交织的结果。劳资文化的转折点是2019年制定的禁止职场霸凌法。随着职场霸凌被界定并可予处罚,职场人的问题意识与主管部门的监督范围随之扩大。但难题在于,主管部门无法完全消化这些问题申诉。据共同民主党议员金荣珍办公室数据,职场霸凌举报平均每天约有20件被受理至雇佣劳动部。有人指出,雇佣劳动部有限的人力难以解决这些利害关系复杂的举报和案件。因此不能排除未获解决的“霸凌”进一步恶化,最终演变为引发社会争议事件的可能性。由于职场霸凌规定位于《劳动基准法》之内,不足5人的用人单位甚至不适用。
遭受霸凌的职场人反映问题的渠道也不宽。能够承担这一渠道功能的代表性存在是工会,但作用甚微。据雇佣劳动部2021年全国工会组织现状,在可组建工会的2058.6万名劳动者中,工会成员为293.9万人,仅占14.2%。2000年为12%的工会组织率长期被困在10%至14%的区间。而且工会集中于大企业和公共部门。民间组织率为11.2%,而公共部门组织率高达70%,超出6倍。这一差距自2016年以来未见缩小。特别是按企业规模看,300人以上劳动者企业的工会组织率为46.3%,居首位。30至99人企业为1.6%,不足30人的企业仅为0.2%。
工会通过谈判要求改善工资等待遇。同时也发挥保护员工权利、纠正工作场所内不正之风的监督功能。但86%的劳动者(工会组织率14%)处在这道围栏之外。令人担忧的是,对工会的负面认知正在扩散。过度的工资上调、带有政治色彩的罢工加剧了对工会的批评。政府立场是保障正当的工会活动。但从当前劳资与政府间的矛盾以及政府劳动政策方向看,今后工会的正面功能也有可能受到影响。雇佣劳动部长官李政植表示:“地方金融机构尽管受到持续监督,职场霸凌仍未被根除”,“我们将严正彻底地进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