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应保护劳动者的韩国雇佣劳动部,接受抑郁症诊疗的职员人数5年间增加了两倍。分析认为,这是公职社会上命下从的氛围、业务特性导致投诉集中、代际变化以及回避公务员职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恶意投诉的严重程度,已到了有职员做出极端选择的地步。
据国民力量议员朴大洙办公室18日通过雇佣劳动部和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获得的资料,雇佣劳动部职员(本部、地方雇佣劳动厅、顾客咨询中心)接受抑郁症诊疗的人数从2017年的281人增至去年的587人,增加约两倍。今年1至8月也达464人,预计将超过去年趋势。
其他精神健康障碍的诊疗趋势也呈上升态势。惊恐障碍诊疗人数从2017年的224人增至去年的399人,增幅超过1.7倍。今年也有305人因惊恐障碍症状接受诊疗。郁火病的增势比其他诊疗更为突出。2017年仅43人,去年增至163人,增加3.8倍。今年也达112人,增加2.6倍。
虽然未能调查职员接受诊疗的原因,但原因不难推测。首先是雇佣劳动部的投诉量远多于其他部门。原因在于拖欠工资、工伤事故、职场霸凌等各类劳动监督以及以失业补助为代表的面对面业务较多。雇佣劳动部年投诉件数为2万500万件,电话来电量超过3600万通。
尤其恶意投诉已达严重水平。5月,雇佣劳动部新任劳动监督官A某最终被发现死于一处公营停车场。A某长期受到恶意投诉困扰,并留下了向家人和同事表示歉意的遗书。据行政安全部数据,投诉人的违法行为从2018年的3万4484件增至2021年的5万1883件,增长50%。这正是雇佣劳动部上月在中央部门中率先设立特别投诉职员保护班的背景。雇佣劳动部相关人士表示:“在失业补助窗口,甚至有职员一听到提示下一位咨询者的‘叮咚’铃声就感到不安”,“面对面窗口职员的心理状态目前非常严峻。”
雇佣劳动部内外的分析认为,无法忍受公职社会上命下从文化的职员也在增多。雇佣劳动部作为负责基本劳动秩序的部门,对错误的职场文化问题意识只会更强。但有人指出,上命下从使职员不得不忍受自身遭受的不公状况。例如,雇佣劳动部的劳动监督官职务规定中有“须亲切地进行调查”的条款,这在运营特别司法警察的部门中是唯一的。此外,雇佣劳动部还承担现政府三大改革之一的劳动改革推进工作,工作量、业务负担和受关注度均有所增加。
有观点指出,越是年轻职员,对这种状况的反感越强。今年国家公务员9级公开招聘的竞争率为31年来最低。公务员劳动组合一直呼吁应优先解决公职社会的低工资和组织文化改善问题。公务员劳动组合表示:“年轻一代日益回避成为公务员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上‘公务员必须亲切’的看法”,“在组织文化僵化的情况下,由于要始终对投诉人亲切并忍让这种业务观,成为公务员后辞职的情况正在增多。”议员朴大洙表示:“照顾劳动者健康的部门,却照顾不了自己的精神健康”,“应在部门层面通过咨询项目等加强职员心理健康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