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04 | 여론독자부

[时论]中国经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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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政府推行积极的重启开放政策,中国经济仍陷入困境。作为三大经济支柱的消费、投资、出口指标不振,消费者物价更是30个月来首次转为负值,通缩恐慌也正在逼近。尤其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5%的房地产领域出现违约危机,导致金融市场亦趋萎缩,以致超越“中国见顶论”,正式的“经济危机论”也开始浮现。

事实上,房地产开发政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局限早已被指出。因为在中央政府指导下,地方政府通过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售土地使用权所获收益,来充抵财政与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等。然而随着房地产供给过剩、泡沫破裂,这些资金变成了不良负债。中国政府强调没有海外衍生品、资金流向清晰因而处于可控范围,这一说法虽有道理,但无法排除向金融领域扩散的可能性。

当然,中国政府除了大规模投放刺激资金外,也考虑通过“有序清理”进行结构调整,并仍能发挥控制力,因此房地产危机演变为经济崩盘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作为增长引擎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作为国家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达成核心的高新科技发展受到美国制约的状况持续,在缺乏新增长动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短期内难免萎缩。

此外,过去三年封锁式防疫管控的后遗症、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不断扩大的青年失业等,叠加全球需求减少与对美摩擦加剧,正形成强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内部社会不满在扩大,对外则正在失去对中国政府应对能力的信任。一方面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又实施“反间谍法”或“对外关系法”,削弱经济活动意愿与投资情绪,显示出双重性。

问题在于,以“共同富裕”为基础的党主导体制难以轻易摆脱危机。这也是试图兼顾控制与发展的“习近平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体制的危机。因为这看起来并非通过激活新增长动力来追求共同富裕,而是通过党的控制、以对企业和产业的规制与再分配为主来追求共同富裕。这也是西方主张“习近平责任论”的原因。自然地,对内对外民营企业与个人的经济活动萎缩不可避免,强调团结与斗争的社会主义僵化将支配社会。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担全球增长动力30%、供应链40%左右的中国,其经济危机即“中国风险”,几乎没有国家能置身其外。中国自身若不能保障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社会稳定难以维持,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也会受到威胁,这正是中国当局最担忧的局面。这也是中国应以市场主导经济恢复中国人民的信任、作为世界性国家与国际社会同呼吸的全球标准国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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