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出版的亨利·基辛格著作《Diplomacy》此次以《亨利·基辛格的外交》为名在韩国翻译出版。今年100岁的亨利·基辛格是美国外交的传奇,且仍在活跃。该书问世时,正值前苏联解体、冷战体制瓦解之后。虽写于30年前,但至今仍给人诸多启示,令人难以相信它是上一代人所著。
当时许多人期待,敌对体制消失后,自由与民主将获得全球普遍性。当然,正如现在众所周知的,这样的希望并不容易成为现实。反恐战争、中东争端,以及如今被称为新冷战的美中对立,至今仍在延续。
书中,亨利·基辛格梳理了从“外交活动”正式开启的17世纪欧洲到20世纪末冷战解体的外交史。当然,是从美国的视角。他提出了理想主义的美国外交如何避免失败并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作为韩国人,我们难免有些不满:基辛格侧重于大国外交,而将韩国等相对弱小国家置于边缘。
基辛格强调,成功的外交需要将基于普遍价值这一理想的威尔逊主义与基于国家利益和势力均衡的现实政治相结合。基辛格说:“当威尔逊主义动机与现实政治动机不一致时,美国外交便陷入困境;而当两者一致时,则从未失败。”
具体而言,本书分析了从欧洲经三十年战争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体制,到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制、德国统一后的俾斯麦体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体制,直至后冷战秩序,造就国际体系重大变化的大国外交政策。
“仿佛遵循某种自然法则,每一个世纪似乎都会出现一个具备权力与意志、智识与道德推动力,并按自身价值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17世纪是法国首相黎塞留的国家理性,18世纪是英国主导的势力均衡理念,19世纪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协调精神。打破梅特涅协调体制的是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的权力政治,而这种权力政治的悲剧结果,正是划分近代与现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外交的时代随后正式登场。在参与世界大战并为取胜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美国,在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主导下否定了基于既有势力均衡与权力政治的欧洲旧秩序,提出了以民主主义、国际法和集体安全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只是威尔逊主义被评价为过度理想主义,使美国重新回归孤立,这成为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动因。这正是基辛格在本书中主张威尔逊主义必须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原因。“美国应努力构建让全世界致力于民主主义的道德共识,同时也不能忽视势力均衡。”
书的最后部分还提出了关于中国的启示。“对于既追求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又同时追求与那些被中国视为安全威胁的国家的友好关系的美国而言,美中之间需要慎重而长期的对话”,这是30年前基辛格的指出。
此外,基辛格还表示,韩国战争时期韩国与联合国军为取得胜利,本应就北进界线作出战略判断。即清川江以北应留作缓冲地带。他认为,进军至鸭绿江、图们江而刺激中国是不必要的。3万9000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