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一个‘未实现的伟大’(unfulfilled greatness)之国。”一生相信印度潜力的新加坡国父、前总理李光耀生前在与美国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讲席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对话时如此说道。尽管他对印度比谁都友好,但李光耀的最终结论是:对“大象”起跑而言,种姓制度、官僚主义与宗教冲突的壁垒太高。在2014年前后进行的访谈中,他表示,自己关于印度将成为制衡中国的“大国”的预测不会实现,印度将始终停留在永远不会到来的“未来之国”(country of the future)。直到2015年李光耀去世,印度的时代终究没有到来。
此后八年多,2023年8月23日。印度发射的无人月球探测器“月船3号”在世界上首次于月球南极着陆。印度由此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中国之后第四个实现月球着陆的国家。全球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认为,印度将在2027年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去年已超越英国,升至世界第五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年印度仍将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中录得最高的6.1%增速。也有观点认为,印度将取代因美中对立、经济低迷和人口减少而增长动能趋弱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美国总统乔·拜登今年6月以国宾礼邀请并款待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则在莫迪访法之际称印度为“世界历史的巨人”。今年9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预计将成为担任主席国的印度在国际社会进一步提升话语权、跻身世界主要国家行列的契机。世界经济论坛(WEF)理事博尔格·布伦德近期在印度举行的一场峰会上表示“印度将与美国、中国一道主导新的国际秩序”,并预计三大国(G3)新的全球领导力时代将开启。对“印度时代”终于到来的期待正日渐升温。
━ 人口爆发与制造业扶持政策推高期待 印度成为国际社会“宠儿”,很大程度上源于外界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爆发性潜力的期待。据联合国统计,印度人口今年4月约为14.2577亿人,超过中国,并预计到2050年将增至16.7亿人。这与中国人口去年以14.26亿人见顶后开始减少形成对照。平均年龄29岁的“年轻国家”印度,凭借不断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是最能享受经济增长“人口红利效应”的国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预测,到2030年印度将拥有3.57亿名30岁以下消费者,成为全球最大的“年轻消费市场”。
莫迪政府在培育制造业和振兴经济上的强烈意志,也提升了外界对印度的期待。2014年出身种姓下层的莫迪就任印度总理,此前他曾在西北部古吉拉特邦担任首席部长14年,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制造业培育带动了该邦经济高速增长。他以增长导向的亲企业经济政策和肃清腐败为旗帜,为将以服务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转向以制造业为中心,已连续10年推行“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政策。核心是向半导体、电池、汽车、手机等制造领域集中提供补贴的“生产关联激励(PLI)”制度。为搭上奔跑中的“大象”,苹果从去年起在印度投产最新款iPhone,特斯拉也在考察将印度作为“半价电动车”的生产基地。美国美光和AMD、台湾富士康等半导体企业同样决定在印度投资。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ICRIER)高级研究员桑贾娜·乔希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自信地表示:“如果说此前印度只是‘中国+1’的选项之一,那么现在企业的氛围已转向‘必须在印度设立基地’。”支持率超过70%的莫迪预计将在明年大选中成功连任第三届,进一步加速印度经济的活跃化。
━ 全球新冷战提升印度战略地位 更重要的是,美中对立这一国际局势走向抬升了印度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价值。随着美国等西方与中国、俄罗斯的阵营对立加深,在两股势力之间采取中立外交路线以追求实利的发展中国家,即所谓“全球南方”的存在感骤增。拉拢作为其领头者的印度,在新冷战格局中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美国将与中国长期存在边境争端的印度视为“印太战略”的核心伙伴,格外用心经营。这也正是印度在美国主导的供应链重组中获益甚多的原因。美国通用电气(GE)在印度开展喷气发动机制造合资,半导体企业决定在印度建厂等加强高端技术合作的举动,被分析认为地缘政治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事实上,“印度制造”政策推行将近10年,但制造业在印度经济中的比重反而从2014年的15%退至去年的13.3%,政策并未产生实质效果。尽管如此,印度成为“后中国”生产基地的热门选项,若不从美中冲突的反射利益角度去看便无法解释。乔希高级研究员强调:“地缘政治与经济学的结合让印度变得更具吸引力。”
当然,认为印度经济前景难以保证的反对意见也不容小觑。首要一点是,对印度的乐观前景是聚焦于“未来”而非“现在”的期待。正如李光耀所指出的,印度一直是“未来之国”。1991年宣布经济改革和市场自由化之后,国际社会也曾期待来自印度的“经济奇迹”,但现实未能如愿。对于印度能超越“中国+1”、取代中国的期待,也有不少评价认为难以实现。艾利森教授近期通过美国外交媒体《外交政策》,以与中国拉大至五分之一水平的经济规模差距、低生产率、高贫困率等为依据,表达了对印度的怀疑态度。落后的基础设施、民族与宗教冲突、文盲率22%的低教育水平等,仍是印度恶劣的现实。年轻人口再多,如果“优质劳动力”不足,也难以真正享受人口红利效应。一旦期待转为失望,财政收支与贸易收支的双赤字、数十年的“无就业增长”等印度经济的脆弱之处很可能被大幅凸显。首尔大学亚洲研究所南亚中心主任姜性容断言:“世界对印度的期待,是美国为强调民主体制相对中国全体主义的优势而制造的泡沫”,“印度的能力并没有多大变化。认为印度将追赶或取代中国的预测并不现实。”
━ 贫困、低教育水平、非市场政策等构成局限 对于印度虽为民主国家、却非市场化经济政策与非自由主义倾向日益增强的担忧声也很大。本月初印度政府以扩大本国生产为目的突然限制笔记本电脑、PC和平板电脑进口,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姜主任解释:“要投资基础设施、培育制造业就必须投入财政,但这是一个全国各地365天都在举行选举的国家,税收难以保障。结果就是提高关税,向外国企业获取税收。”美国时事杂志《时代》也呼吁:“印度经济若要延续高速增长,就必须与主要国家及经济集团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放宽动用关税和反倾销壁垒的保护贸易主义。”
印度的潜力最终会爆发吗?还是又一次以未能实现的期待告终?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中国风险越是上升,印度的地缘政治与经济重要性就越大。正在缩减中国工厂的现代汽车集团出手收购通用汽车(GM)印度法人工厂的消息,意味着印度已开始成为韩国企业全球业务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印度南亚组组长金正坤评价:“考虑到战略地位、市场成长性和经济合作潜力,印度的重要性是确定无疑的”,“不过由于中印之间的经济差距,印度取代中国生产基地还是遥远未来的事。”
印度重要,但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国家。这正是应当摒弃“后中国”的乐观预期与“落后穷国”的偏见、制定更为细致的对印战略的原因。金组长建议:“印度的立场是要外资在其境内投资、就地生产,因此韩国要实现出口的划时代增长会很难”,“应在投资与基础产业合作领域寻找突破口。”对印度制度不透明性的警惕也不可放松。姜主任警告:“印度不是开放经济,而是国家主导型经济”,“必须考虑到,作为地区霸权国家自尊心极强的印度,一旦借民族主义之势开始给海外企业‘背后一击’,可能比中国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