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减少是全球性现象,但在具有家长制文化的东亚尤为突出。经济快速发展,女性的教育与社会参与不断扩大,但家务负担加重,家长制与家庭中心主义依然延续。教育差距在缩小,但工资差距仍然很大,过度的工作文化和升学竞争过热等教育环境也是低出生率的原因。”
连续16年处于全球最低水平的韩国低出生率,让美国一位知名教授大为震惊。
在女性、劳动与阶级领域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加州州立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乔安·威廉姆斯,近期从EBS《纪录片 K-人口大企划 超低出生》制作组处得知去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为0.78人后,抱住了头。这也反证了对洞悉全球人口动向的她而言,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令人震惊。
总和生育率是指处于生育期的女性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数。0.78人这一数字出自Statistics Korea今年年初公布的《2022年出生·死亡统计(暂定)》资料,为世界最低水平。不到2020年经合组织平均总和生育率(1.59人)的一半。
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中,出生率第一的以色列为2.9人,第二的墨西哥为2.08人。排名第35的日本出生率为1.33人,倒数第二(第37位)的意大利总和生育率也超过1人,为1.24人。
韩国的出生率除2007年、2012年为倒数第二之外,自2004年起连续16年垫底。仅6年前还处于40万人级别的出生人口,去年降至24.9万人,几乎腰斩。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也曾在去年5月于X(原推特)上提到,“韩国与香港一起正经历着世界上最快的人口崩溃”。
自2006年起就预测韩国将成为“人口消亡第一号国家”的著名学者、牛津大学名誉教授戴维·科尔曼也表示,“照此下去,韩国有在2750年国家消亡的风险,日本则有到3000年日本人全部消失的风险”。
他在今年5月由韩半岛未来人口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活动上表示,“由于气候变化和资源不足,可居住地区正在减少,因此如果从长期看能够缓慢地加以管理,人口减少并非坏事”,但同时强调韩国要克服低出生问题非常困难,仅靠经济支援并不足够。
科尔曼教授指出,“人口减少是全球性现象,但在具有家长制文化的东亚尤为突出”,“经济快速发展,女性的教育与社会参与不断扩大,但家务负担加重,家长制与家庭中心主义依然延续。教育差距在缩小,但工资差距仍然很大,过度的工作文化和升学竞争过热等教育环境也是低出生率的原因”。
尽管女性的社会参与增加,家务劳动负担却未减轻。这意味着婚姻对女性不再具有吸引力。事实上,韩国近来结婚率正在下降,考虑到韩国婚外生育比例较低的情况,有观点指出这也与低生育密切相关。
科尔曼教授同时表示,“过度的工作文化(workism)”和“升学竞争过热”现象也是影响低生育的东亚国家共同点。韩国的劳动时间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列第三。他还对“过度的课外补习热潮”表示担忧。他指出,“据我从韩国的学生和同事那里听到的,随着升学中的‘高分竞争’过热,母亲们把大量时间投入并献身于子女教育”,“子女升学成功的负担落在了女性身上”。他认为,下班后仍持续的工作文化以及过度的课外补习热潮等,最终破坏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并影响到出生率。
相反,行政系统和政策并未考虑未婚者。
他还指出一个问题:韩国政府过去16年推出了规模约280万亿韩元的低出生政策,但大多数只取得了一时的效果。
科尔曼教授提到对低出生有效的政策或方案,包括:育儿休假等制度改善、企业育儿支援义务化、移民政策、对同居更为开放的态度等。
他表示,“解法可能就在韩国企业不偏好的方法之中。要解决低出生问题必须缩短劳动时间,但这对企业而言与生产率相关,因此可能不受欢迎”,“但应从更长期的视角看待低生育问题。营造亲家庭的企业文化,让人们能够安心地与家人度过更多时间,这一点很重要”。他同时建议重视让女性能与男性受到平等待遇并工作的文化、就业稳定以及职场的育儿支援等。
科尔曼教授还提出,低出生危机的另一个因素是对非婚生育的高度负面认知,并建议有必要改变这种认知。
他主张,“出生率成功回升的国家,非婚生育占全部出生的30%。如果生育中至少30%以上不是非婚生育,任何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出现1.6以上的出生率”,“应广泛提供与家庭类型无关的支援,居民登记制度也应承认多样的家庭类型”。
他还提高音量表示,“限制工作时间、抑制课外补习等所有政策都应一贯、持续地推进,并由执政党与在野党共同完成”。
科尔曼教授将出生率较高的国家之一法国作了比较。以去年为准,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8人。法国在养育费用、交通等方面拥有非常全面而坚实的生育政策。他强调,自1930年代以后,无论执政党如何、无论谁当总统,法国都一贯地制定并延续政策。
他强调,“韩国要解决低出生问题,最重要的也是‘无论哪个政府上台,国家都实施由国家负责养育的一贯福利政策’”,“政府的控制塔作用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