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流大学的教授们每年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申请约10个研究课题,能通过一个都算不错。”(基础科学研究院(IBS)某研究团团长)
正如此言,在美国、欧洲等地,研究者要从政府部门或科研资助机构获得研发(R&D)课题非常困难。但一旦获得资助,研究者便可获得相当大的自主性,能够挑战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在韩国,相对而言教授、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企业研究所获得研发资金的条件更好,但自主性不足。
问题在于,韩国研发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与以色列争夺世界第一、第二,但引领性研究和技术产业化的生态体系却不足。现实是至今仍未能从“快速追随者”转变为“先行者”。风险企业和初创企业通过中介获得研究课题等,带有分食性质的补贴式研发预算确实存在。十多年来“韩国研发悖论”一直被指出,却始终未能克服。
在此情况下,尹锡悦政府对研发预算结构调整挥出了刀。尽管科技界深感忧虑,明年政府研发预算仍被定为27万亿韩元左右(因韩国企划财政部的一般研发预算未公开而作出的估算),比今年(31万778亿韩元)大幅削减约4万亿韩元。这是1991年政府研发预算(8241亿韩元)较前一年缩减10.5%之后,33年来的首次。2016年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主管的主要研发预算曾较前一年减少,但政府研发预算总额仍有增长。
政府决定今后在研发领域也引入市场逻辑,对成效不佳的后20%项目果断进行结构调整。最终是要打破科技预算只增不减的不败神话,在研究课题的规划、筛选、执行、评价环节实现范式大转变。政府决定立即对1200多个研发项目中带有分食式卡特尔性质或被判定为类似、重复的项目为主,合并撤销108个。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李宗镐表示:“存在一些带有卡特尔要素的项目,比如由特定群体分食,或在规划阶段就做得对自己有利。”他解释说:“要做名副其实的研发,从而具备世界级竞争力。”科学技术创新本部长朱英昌也补充说:“将全面引入相对评价,对后20%的项目进行结构调整”,“将合理缩减研究现场过度增长的研究津贴等,并加强对间接费用的管理。”
政府大幅削减预算,也有与将研发预算增加约10万亿韩元的前任文在寅政府拉开差距的一面。从现实来看,这也与政府财政并不宽裕不无关系——今年上半年国税、地方税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近40万亿韩元和6万亿韩元。
科技界虽认同消除低效率的宗旨,但指出为应对全球技术霸权时代,不应打击科技人员的士气。特别对明年基础研究预算比今年(2万6000亿韩元)减少2000亿韩元表示遗憾。研究国家战略技术的出资研究机构的研究预算也比今年(2万4000亿韩元)减少3000亿韩元。还有人担忧科技人员的实际收入将下降。一位要求匿名的出资研究机构院长诉苦说:“明年只能减少研究课题,以紧急体制运营组织”,“此前就有很多批评说研究人员为弥补人力成本而被迫去争取研究课题,疏忽了本职使命,担心这种情况反而会加剧。”韩国科学技术院一位教授也叹气道:“不明白竞争体制下的基础研究预算为什么是卡特尔”,“基础研究预算和科技特色化大学预算都将被削减,实验室只能削减非急需预算,紧缩经营。”
对此,政府方针是维持扩大对国家战略技术投资的基调,并将国际合作研究投资大幅增加到可称为“暴增”的水平。首先,12大国家战略技术预算定为5万亿韩元,比今年(4万7000亿韩元)增长6.3%,其中尖端生物(16.1%)、网络安全(14.5%)、量子(20.1%)、二次电池(19.7%)、航天(11.5%)等7大领域将进一步增加。同时,还将向国防、安全、碳中和等履行国家使命所必需的研发投入8万7000亿韩元。
李长官强调必须摆脱陈旧的研发惯例,他说:“在预算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反而滋长了安逸和既得利益”,“增加预算是容易的路,改变体制是艰难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