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公共机构的公务职员工。书记官要求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威胁说‘不给津贴’‘可以解雇’。我想在照常工作的同时举报这名书记官,但又害怕遭到某种报复性措施。”(上月向职场霸凌119提出的投诉。)
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相当多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在工作中默默忍受自己遭遇的“霸凌”。这令人担忧:地方自治团体是否有能力妥善处理要求纠正不当行为的投诉。
据职场霸凌119 21日介绍,2020年至今年5月,全国各广域自治团体发生的职场霸凌举报件数为557件。年均163件,占广域自治团体本厅公务员在职人数(5万5037人)的0.3%。
与民间部门相比,这意味着职场霸凌较少,或者是在忍受职场霸凌。因为职场霸凌119今年6月对1000名上班族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举报比例平均为2.8%。
职场霸凌119更倾向于认为,这一结果反映出公务员即便遭受职场霸凌也倾向于默认或忍受。实际上,从提交给职场119的相关案例看,遭受辱骂、威胁等的公务员为数不少。近来也不断出现公务员因长期受到投诉人恶意投诉折磨而做出极端选择的情况。
问题在于,广域自治团体缺乏能够自我净化职场霸凌的制度机构,文化也不完善。例如,17个广域自治团体的条例中,在确认职场霸凌事实后没有规定基本应对措施即隔离措施的多达13个。职场霸凌119的劳务师林惠仁指出,“多数地方自治团体设有低于《劳动基准法》的条款,如未规定对受害者的保护措施,或预设对虚假举报者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