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暴露的衣服,就有权触摸或性骚扰吗”——抛给社会的疑问 DJ SODA(本名黄昭熙)此前表示,自己在日本大阪演出期间遭到多名男性性骚扰,但随后众多网民却留下“暴露的服装引发了犯罪”之类的二次伤害恶评,她对此进行了反驳。围绕黄某的这类舆论造势,被视为FRAMEWORK ACT ON PREVEN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所界定的典型“二次伤害”行为。
黄某14日在其社交网络服务(SNS)上发表长文称:“无论我穿什么衣服,性骚扰和性侵犯都绝不可能被正当化。”
她高声表示:“也许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说出这句话我需要拿出巨大的勇气”,“我穿暴露的衣服,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来摸我、来看我的身体。我很清楚自己穿什么衣服时最好看,对此感到满意,同时也产生自信,所以我只是出于自我满足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并不会因为我穿了暴露的衣服,他们就有权触摸我或性骚扰我。”
她接着反问:“那些说我是因为穿了暴露很多的衣服才遭遇这种事的人,平时都在想些什么活着呢”,“我在水上音乐节上穿暴露的衣服有错吗?难道因此我就是可以被摸的Saramin吗?”
黄某还表示:“我有穿自己想穿的衣服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以穿着评判一个人。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我喜欢穿暴露的衣服,以后也会继续穿。所以说,人生不知何时会结束,别看别人的眼色,尽情穿自己想穿的衣服活下去吧。”
━ 半数国民认为“暴露服装引发性暴力”……法律界定的“典型二次伤害” 此前当天,SODA通过SNS控诉13日在大阪演出期间遭到性骚扰。她表示:“今天在日本大阪音乐马戏节结束了演出,受到极大冲击,现在手还在因害怕而颤抖”,“今天的演出上,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人突然摸我的胸部,我毫无办法地遭到了性骚扰”,并公开了证据照片,引发轩然大波。
作案发生在站席区,黄某在以韩文发文后,又以相同内容的日文再次发布,指出性骚扰行为的问题所在。
如上所述,我们社会中把性暴力犯罪原因归咎于“暴露服装”等受害者一方的二次伤害行为仍然十分普遍。
实际上,约半数国民认为“过于暴露的穿着是性暴力犯罪的原因”。尤其是男女均随年龄增长这种观念更强,同一年龄段中男性比女性的这类固有观念或偏见更强烈。
近期女性家族部以19至64岁男女1万零20人为对象开展的“2022年性暴力安全实态调查研究”结果显示,46.1%的受访者回答“性暴力是因为过于暴露的穿着而发生的”。
其后回答“是”的比例较高的依次为:“因金钱原因或对对方的愤怒、报复心而虚假举报性暴力的人也很多”(39.7%)、“如果受害者是在醉酒状态下遭到性侵,受害者也有责任”(32.1%)、“允许接吻或抚摸就意味着允许发生性关系”(31.9%)等。
━ 所有题项中男性刻板观念更强……“需要改善归责于受害者的认知” 在所有题项中男性的回答比例均高于女性,男性的刻板观念相对更强。尤其在“性暴力是因为过于暴露的穿着而发生的”(男性52.1%、女性39.7%)、“允许接吻或抚摸就意味着允许发生性关系”(男性37.2%、女性26.4%)两个题项上,差距超过10个百分点。
此外,“因金钱原因或对对方的愤怒、报复心而虚假举报性暴力的人也很多”(男性43.4%、女性35.7%)、“如果受害者是在醉酒状态下遭到性侵,受害者也有责任”(男性36.2%、女性27.9%)、“恋人关系中的身体接触无需征得对方同意”(男性29.4%、女性21.8%)等项,差距也接近8至10个百分点。
把受害者的穿着等言行归为性暴力原因的“责备受害者”,是给受害者带来精神和身体损害的行为。因此被视为FRAMEWORK ACT ON PREVEN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所界定的典型“二次伤害”行为。
在多起性暴力案件中,法院将“把性暴力归咎于受害者平时言行的主张”界定为“不能作为排除受害者陈述可信性的理由”(清州地方法院2021노94)、“相当程度的二次伤害”(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019고정215)等。
此外,国民认为性暴力发生时最需要的政策是“制定防止受害者二次伤害的政策”(16.7%)。
第二位是“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16.6%),第三位是“对加害者犯罪行为的适当处罚”(13.9%)等。
这似与过去三年间防止二次伤害的社会共识扩散、对受害者权利保护的政策需求增加有关。
女性家族部解释称:“总体而言,对性暴力受害者的刻板观念、对‘受害者该有的样子’的认知,以及把性暴力受害责任归于受害者的认知依然存在,这提示有必要加以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