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在加快制造业复兴的步伐。既有与中国争夺霸权的原因,也因为其意识到,除非构建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供应链,否则维持国家竞争力也会有限。美国制造业到1950年代曾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雇用劳动人口的31%,但到2010年分别骤降至12%和9%。虽然以金融等服务业替代了制造业,但现实是,一旦半导体、电池等供应链危机爆发,美国同样无法摆脱这一薄弱环节。这正是美国将供应链凸显为经济安全的一根支柱、加快全球制造业重组的原因。
相反,从废墟中书写制造业强国神话的韩国,却越来越多地显现出“危险信号”。从工会问题到监管、行政等层层积累的问题迟迟未能解开。也有人担忧,30年后甚至可能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国内经济团体的副会长们一致认为,为了可持续增长,制造业的作用比什么都重要,并提出了当下必须实施的根本性“实践战略”。
韩国贸易协会副会长郑万기13日指出:“我国如果不通过制造业出口商品,实际上不可能获得外汇,而内需行业也难以实现超越国内市场规模的增长。”意即在一滴油都不产的国家,如果不靠制造业出口赚取美元,连基本的能源安全都难以守住。以去年为准,医疗、内容、软件等服务业在韩国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为15.9%,20多年来停滞不前,不仅低于英国(48.1%)、美国(31.0%)等竞争国,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3%)。这意味着,在为国家竞争力培育服务业之外,为了眼下的生存,对制造业领域的支持极为迫切。
但经济团体指出,韩国制造业大企业别说得到支持,反而饱受“逆向歧视”之苦。大韩商工会议所副会长禹泰熙指出:“以半导体为例,每一座晶圆厂(工厂)需要30万亿韩元以上的投资资金,而我国因存在美国和欧盟(EU)所没有的产金分离监管,处境更为不利”,“谷歌、英特尔等Samsung Electronics的竞争对手旗下拥有金融公司,正积极对战略产业进行投资”。禹副会长还补充说,以去年为准仅排全球第34位的法人税竞争力,也是令企业投资萎缩的因素。
韩国制造业的痼疾——僵化的劳动文化,如今已成为使企业后退的根本问题。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副会长李东根指出:“尹锡悦政府正把劳动改革作为施政课题强力推进,但在立法层面,重大灾害处罚法、俗称‘黄色信封法’等接连跨过国会门槛,使企业家的投资心理极度萎缩。”他称这些是束缚企业手脚的毒害条款。
还有人指出,只有韩国才有的加拉帕戈斯式监管成为妨碍制造业成长的因素。郑副会长解释称:“我国企业规模仅为海外竞争对手的十分之一,却被指定为大企业集团、受到各种监管束缚,因此形成了难以大幅成长的结构。”禹副会长也再次强调:“大韩商工会议所运营‘监管沙盒’后发现,10个课题中有9个都是被只有韩国才有的监管挡住的项目”,“亟需政府支持,以大胆放开与新产业相关的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