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低生育率与地方消亡这一结构性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人口向首都圈集中,解决办法应从造成这一原因的大学和企业身上寻找。
先看大学结构,韩国的大学(四年制普通大学)中81.6%(155所)为私立,18.4%(35所)为国立公立。这与绝大多数为国立公立的欧洲、约80%为国立公立的美国明显不同。韩国大学的37.4%位于首都圈(私立65所、国立公立6所),62.6%位于非首都圈(私立90所、国立公立29所)。韩国私立大学尽管学费水平较低,但学费依赖度(50%~60%)很高,且收益性事业受限,只能把生死寄托在国库补助金(依赖度20%~30%)上。
据大学教育研究所与大学信息公开平台资料,2016年私立大学国库补助金(不含国家奖学金)中,首都圈私立大学获得65.8%即2万2782亿韩元,非首都圈私立大学获得34.2%即1万1857亿韩元。占全部私立大学不到40%的首都圈私立大学,按总额计约为非首都圈私立大学的2倍,按每校平均计约为3倍。
韩国大部分私立大学几乎没有法人划入款之类的收入,国库补助金和学费收入构成财政的绝大部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学教育质量与人均学生投资额成正比。考虑到各校学费水平大同小异,可以认为国库补助金决定了大学教育的排序。由于首都圈私立大学获得的国库补助金平均为非首都圈私立大学的3倍,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首都圈大学的人均学生投资额更多,教育质量也相应更高。
由于大学排序由国库补助金决定,私立大学并不抵抗教育部过度的管制,而是安于既有排序,只努力通过游说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库补助金。首都圈私立大学不仅依《首都圈整备规划法》受到招生名额限制,还因政治问题无法自主决定学费。对首都圈私立大学的教育需求超过供给,排序也已固化,大学没有动力去调整学科招生名额以反映产业需求。
非首都圈私立大学虽可自主决定招生名额和学费,但对其教育的需求不及供给,因此无法增加名额或提高学费。因学龄人口减少而被推到生存极限的非首都圈私立大学,即便想努力提升竞争力也没有财源。结果是首都圈与非首都圈大学都依赖教育部的国库补助金,只能服从教育部一刀切的管制。
大学的自主性最终来自财政自主性,而韩国大学不论地区都从属于教育部,无法期待出现为大学发展而展开的多样理念竞争。因此,尽管以税金向私立大学支付巨额国库补助金,却难以期待通过竞争实现大学教育质量提升,最终损失只能由学生、企业和韩国经济承受。根据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去年进入世界百强的韩国大学仅有一所,韩国的大学竞争力仅排第19位。考虑到韩国的经济实力,大学排名相对偏低。可以说,教育部以税金向大学发放国库补助金,增加的并非大学教育质量,而只是教育部的管制权限。
有人主张应通过放宽首都圈管制来促进大学间竞争。但首都圈的区位溢价实在太大,非首都圈大学的竞争努力毫无意义。而且即便是首都圈私立大学,也因首都圈房地产价格上涨难以扩充校舍,很难有意义地增加招生名额。如果允许超出设施容量增加名额,非首都圈大学的结构调整或许会加快推进,但首都圈集中与地方消亡将进一步加速。要真正引导大学间竞争,必须确保大学财政自主性,并建立任何一方都不享有溢价的公平竞争基础。
也有观点以集聚经济(企业等因相邻布局而获得的利益)效应为由,主张首都圈集中提高了经济效率。但这种主张有明显局限,因为它没有考虑我们所面临的城市间竞争缺失及由此产生的集聚不经济(企业等因相邻布局而承受的不利)。韩国的问题在于,不存在可制衡首都圈的其他竞争城市,这种单核结构加速了首都圈集中。过去40年间,随着首都圈人口集中带来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以及为缓解拥堵而进行的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能与之匹敌的竞争城市根本不存在。在20世纪80~90年代,大学毕业生较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凭收入或贷款也能在想要的地区购买想要的住房。但随着大学毕业生持续增加,他们不仅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房地产价格还持续上涨,以致几乎不可能在想要的地区购买想要的住房。即便在首都圈进入理想的职场,通勤也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而难以考虑恋爱或结婚,即便结婚也不生育子女。
要缓解首都圈集中、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大学结构改革不可或缺。首先可考虑将首都圈大学分散迁往地方的5~6个产学合作城市(暂称)。如此,大学可出售其在首都圈持有的房地产,确保财政自主性。此外还应允许各类收益性事业、使学费现实化,至少使大学的基本运营费不再依赖国库补助金。
为推进地方大学的结构调整,应完善法律与制度,使难以维持的非首都圈私立大学的资产可由迁往地方的首都圈大学接手。另外,对决定不迁往地方的首都圈私立大学,应禁止财政事业支持,并维持首都圈整备管制。
为使需要确保高端人才的企业随大学分散一同前往地方,应考虑对迁移企业提供继承与赠与税、法人税等各类税制优惠,并引入雇佣灵活制度等激励。此类产学合作城市应具备低廉住房、职住距离短、尽可能低的人口密度、与首都圈相近的生活便利设施等定居条件。通过产学合作城市,可形成大学研究与教育竞争力增强、此类大学培养的高端人才与企业衔接、企业所需研发(R&D)与大学共同开展、由此产生的收益再投资于大学的良性循环结构。环境如此稳定安逸,自然可以期待工作与家庭兼顾、结婚与生育增加。
作者先后就读于首尔大学心理学系与行政大学院,在罗切斯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在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和罗切斯特大学华莱士研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他是以“博弈论”“契约理论”等经济学工具对政治现象与制度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的政治学者,曾就议会决策、公职任用制度与政府绩效及公职腐败、候选人提名制度、大学结构改革、企业治理结构、金融监管体系、反腐败机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等课题开展学术与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