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8-10 | 세종=심우일 기자

ESG信息披露监管趋严……企业连“供应链碳排放量”都统计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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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今年发布可持续经营报告书的韩国上市公司中,有一半甚至未能披露供应链整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正在强化相关规定,要求从2026年起披露供应链及消费端产生的温室气体,但有观点指出韩国企业的准备严重不足。

9日,Seoul Economic Daily对今年在韩国交易所披露可持续经营报告书的KOSPI、KOSDAQ上市公司135家(不含金融公司)进行全面调查,结果确认其中66家(48.9%)甚至未对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统计。

通常发布可持续经营报告书的公司约占韩国上市公司的5%,被认为在环境、社会和治理结构(ESG)方面应对能力优秀。然而即便是这类公司,也有每两家中就有一家未能披露范围三排放量。这说明范围三信息披露相关准备和应对几乎尚未展开。全面披露范围三所有排放项目的企业仅占11%(15家)。

━ 发布可持续经营报告书的上市公司中48.9%完全无法披露范围三,全部披露排放项目的仅11%

范围三指与企业相关的供应链或产品消费端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一是企业自有厂区等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范围二是企业消耗能源、电力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而范围三本身就难以测算。金融当局计划在年底前推出包含范围一至三内容的ESG准则草案。

专家解读认为,欧盟等西方国家很可能将温室气体信息披露制度与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各类贸易政策挂钩。对于以制造业为中心、ESG经营能力相对不足的韩国而言,这势必构成压力。安永韩英ESG影响力中心总负责人朴在钦(专务)指出,“全球范围内通过价值链整体脱碳来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动向正在增强”,“对于以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的韩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极为重大的经营环境变化”。某会计师事务所副代表分析称,“海外温室气体排放披露规定可能扩大为供应链等贸易问题”。

━ 即便在公开范围三的企业中,也有八成“遗漏部分项目”,原因是数据及相关方法论不完备

大企业A公司为核算温室气体范围三排放量,向采购方索要碳排放量相关数据。因为作为国际碳排放披露指引通用标准的“GHG协议”规定,各企业的范围三数据应包含从采购方购入物品时产生的温室气体。但由于交易方没有相关资料,A公司无法完整公开范围三排放量。

A公司的案例充分反映了难以获取温室气体范围三相关数据的现实。业界抱怨称,“合作企业往往没有相关数据,而产品销售渠道也相当复杂多样”,“要100%掌握范围三排放量几乎不可能”。在此背景下,随着美国和欧盟(EU)等强化范围三信息披露规定,有人担忧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小型开放经济体韩国可能因西方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结构(ESG)信息公开的要求而承受贸易压力。

实际的范围三信息披露状况显示,企业几乎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今年向韩国交易所提交可持续经营报告书的135家中,近一半的66家(48.9%)完全未能披露范围三。剩余69家(51.1%)中,按照GHG协议在形式上全部披露了与自身业务范围相应的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项目的,也仅有Samsung Electronics、三家电信公司等15家(11.1%)。

GHG协议将范围三披露项目共分为15项,并建议全部公开其中与各公司经营领域相关的项目。公开范围三的企业中,每10家有8家因资料不完备等原因未能全部披露GHG协议要求的项目。

韩国企业必须应对美国和欧盟等制定的ESG信息披露标准,获取供应链及消费端产生的温室气体披露数据。国际会计准则(IFRS)基金会下属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制定ESG披露标准就是代表性例子。根据ISSB,范围一至二自2025年、范围三自2026年起纳入强制披露对象。10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发布气候变化相关披露标准。韩国韩国金融委员会也将以ISSB标准为基础在今年内发布ESG准则草案。

问题在于,有人担忧韩国在范围一至三的整体应对上都刻不容缓。原因是海外厂区的数据不完备。因为ISSB规定须以“合并主体”为基准披露气候相关信息。

但韩国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以“国内厂区”为中心管理温室气体数据。某企业ESG负责人表示,“海外有很多地方不按厂区管理温室气体数据,因此确认海外法人排放量困难很大”。就此,环境部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制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改革方案。

━ 美欧将其武器化为贸易工具……应以数据建设与延缓实施“双轨”应对

也有人担忧西方很可能将ESG信息披露“贸易武器化”。韩国以制造业出口为中心,难免在西方的ESG规定面前脆弱。实际上,随着欧洲大举出台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和供应链尽职调查法等将ESG与贸易规定挂钩的政策,产业界高度紧张。

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韩国的应对更为棘手。若在引入温室气体披露标准上有所懈怠,对ESG敏感的海外资本很可能从韩国撤出。某会计师事务所高管表示,“ISSB本质上是资本流动的问题”,“只能跟上”。但若完全照搬西方的ESG披露指引,也存在诸多现实制约。韩国ESG研究所中心长李善景指出,“发达国家从《京都议定书》时期就开始为ESG信息披露做准备”,“相比之下韩国的准备期相当短,应反问是否非要因为‘ISSB这么做’就照搬”。

因此有观点指出,应在全力强化温室气体相关数据能力的同时,将外交、贸易资源集中于争取延缓实施ESG信息披露,为国内企业争取绝对必要的时间。朴总负责人强调,“为明确测算供应链内的碳强度,应在国家层面积极投资于环境性评价清单数据库(LCI DB)的升级”。资本市场研究院研究委员李相镐建议,“在当前情况下,与其鞭促范围三披露,更需要给予充分的过渡期,先推动范围一至二披露的普及”。世宗政府部门的一位人士指出,“贸易主管部门就温室气体信息公开与欧盟等持续沟通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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