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A公司为核算温室气体范围三排放量,向采购供应商索取碳排放相关数据。因为作为国际碳排放信息披露指引通用标准的“GHG协议”规定,各企业的范围三数据须包含从供应商采购物品时产生的温室气体。然而由于交易方没有相关资料,A公司无法完整公开范围三排放量。
A公司的案例充分显示出难以获取温室气体范围三相关数据的现实。业界抱怨称:“协力企业往往没有相关数据,而且产品销售渠道相当复杂多样”,“要100%掌握范围三排放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背景下,随着美国和欧盟(EU)等强化范围三信息披露监管,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小型开放经济体韩国甚至越来越担心会因西方国家的环境·社会·治理结构(ESG)信息公开要求而承受通商压力。
实际的范围三信息披露现状显示,企业几乎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在今年向韩国交易所提交可持续经营报告书的135家企业中,接近半数的66家(48.9%)完全未能披露范围三。剩余69家(51.1%)中,按照GHG协议在形式上完整披露与自身业务范围相关的所有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项目的,也仅有Samsung Electronics、三家电信公司等15家(11.1%)。
GHG协议将范围三披露项目共分为15项,并建议各公司全部公开其中与自身经营领域相关的项目。也就是说,公开范围三的企业中有八成因资料不全等原因,未能披露GHG协议所要求的全部项目。
韩国企业需要应对美国和欧盟等制定的ESG信息披露标准,获取供应链、消费端产生的温室气体披露数据。国际会计准则(IFRS)基金会下属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制定ESG信息披露标准便是代表性案例。据ISSB规定,范围一至二自2025年、范围三自2026年起纳入强制披露对象。10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预计将公布气候变化相关披露标准。韩国韩国金融委员会也将以ISSB标准为基础,于今年内公布ESG标准草案。
问题在于,有人担忧韩国在范围一至三的整体应对上都十分紧迫。原因是海外经营场所的数据不完备,而ISSB规定须以“合并实体”为基准披露气候相关信息。
但韩国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以“国内经营场所”为中心管理温室气体数据。某企业的ESG负责人表示:“海外很多地方不按经营场所管理温室气体数据,确认海外法人排放量困难很大。”对此,环境部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制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改革方案。
还有人担忧西方国家将ESG信息披露“通商武器化”的可能性很高。韩国以制造业出口为中心,难免在西方的ESG监管面前显得脆弱。事实上,随着欧洲大量出台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和供应链尽职调查法等将ESG与通商监管挂钩的政策,产业界正高度紧张。
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韩国的应对更为棘手。若在引入温室气体披露标准上有所懈怠,对ESG敏感的海外资本很可能从国内撤离。某会计师事务所高管表示:“ISSB本质上是资本流动的问题”,“只能跟上”。但若照搬西方的ESG披露指引,也有人担忧现实制约颇多。韩国ESG研究所中心负责人李善庆指出:“发达国家从《京都议定书》时期就开始为ESG信息披露做准备”,“而韩国的准备期相当短,应该反问是否一定要因为‘ISSB这么做了’就照搬。”
因此有观点指出,应在全力强化温室气体相关数据能力的同时,将外交·通商力量集中于推动ESG信息披露延后实施,为国内企业争取绝对必要的时间。安永韩英ESG影响力中心总负责人(常务)朴在钦强调:“为准确测算供应链内的碳强度,国家层面应积极投资于环境性评价清单数据库(LCI DB)升级等。”资本市场研究院研究委员李相镐建议:“在当前情况下,与其鞭策范围三披露,更需要给予充分的延缓期,先让范围一至二的披露普及开来。”世宗政界一位相关人士指出:“通商部门就温室气体信息公开持续与欧盟等沟通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