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根本上革新思维方式,想去一个能让我尽可能忘掉自己所知的一切和过去的自己的地方。我想去与热带气候、印度人的意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他许多东西相碰撞。”
新书《流浪的哲学家》是德意志哲学家赫尔曼·冯·凯泽林1911年至1912年历时约两年,以印度、东亚、北美为中心环游世界时所记的哲学沉思游记。若说本书与其他游记有何不同,正在于具有深厚哲学素养的作者以哲学的眼光看待旅行地。书的前半部分作者谈到踏上世界旅行的理由是想与各国的意识相碰撞,也正因如此。
本书按照作者的旅行路线,大体分为印度、远东、中国、日本、美国等部分展开叙述。作者在印度的拉梅斯瓦拉姆考察印度教的精髓。拉梅斯瓦拉姆与瓦拉纳西并列,被视为印度教最高圣地的寺庙。朝圣者、僧侣等一直排队到凌晨一点在寺中行礼。
通过这一景象,作者分析认为,印度通过印度教形成了以精神而非物质为中心、并据此改变思维、以经验加以体悟的哲学。这与欧洲人以物质为标准看世界、用头脑去理解并生活不同。这也是在西方人眼中印度教徒被视为不切实际、在现实中失败之人的原因。
到了日本,他谈到日本的佛教与印度的又有不同。造访位于日本高野山峰顶寺庙的作者认为,那里的修行僧与其说是在祈祷,更近于在战斗。在他看来,日本的住持宛如中世纪的基督教君主。他分析称,日本佛教吸纳了儒教的实用性,并与崇拜祖先神的文化、武士道文化相结合,因此修行僧的形象也与印度不同。
这样的分析也延续到日本市民从寺庙下来后,在日本历史上著名将军、高官的石碑、追慕碑前流露感慨的情景中。通过在寺中对佛教的奇迹等并不表现出信赖的日本人可以看出,在日本,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比个人与神、与信仰的关系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日俄战争时日本能够击败俄罗斯帝国,也可说是日本特有的爱国主义文化在起作用。
作者进行世界旅行的时点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那是以西方列强为中心、帝国主义基调强烈的时期。与此相反,书中很难看到无条件认定西方文化、哲学才是正确与真理的态度。作者尽可能以开放的姿态去看待和理解Tongyang。他超越了出生于德国贵族家庭、学习哲学这一背景所带来的局限。
不过,由于以他自身的视角思考Tongyang的哲学,其中也有部分内容显得过于草率地一般化。“日本人不像印度的宗教人士或德国的哲学家那样懂得深入沉思”“传统的印度人没有爱国心”等叙述,会让读者一时停顿。但作为哲学家,沿着作者旅行的路线,读者也能接触到新的视角与观点。3万2000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