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做客笔者主持的CNN节目的乔·拜登总统,道出了他希望参选2024年大选的重要理由。笔者指出,即便在认为拜登总统带动了经济复苏和与友邦关系修复的铁杆支持者中,也有人提出“为实现民主党政权的代际更替,应放弃竞选连任,把接力棒交给其他政治人物”,并就此询问他的看法。
拜登把范围缩小到外交政策来回答这一问题。他强调:“当今世界正面临剧烈变化,美国抓住了把全球民主国家团结为一体的绝佳机会。”他还表示自己正在成功推进这项工作,希望把自己开启的事业做完。
笔者此前也曾与拜登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拜登总统相信,全世界正受到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等独裁国家的严重挑战,地球村的未来取决于民主国家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这正是拜登总统世界观的核心。认为国际秩序的未来面临严重威胁,也是驱动他的强大动力。
介入国际事务这一美国的基本议题,自二战以来首次成为党派问题,这使国际秩序面临的威胁进一步加重。为阻止一个强国支配欧洲,美国于1917年首次登上世界舞台。二战结束的1945年之后,美国为保障欧亚大陆的和平与稳定,一直维持积极介入的原则。然而,尽管俄罗斯对欧洲的入侵令人想起二战,美国却再也无法对克里姆林宫的侵略行为发出统一的声音。
先看民调数字。据盖洛普最近的调查,79%的民主党支持者希望即使成为长期战争,也要支援乌克兰直至其收复失地。与此相对,49%的共和党选民主张,即便俄罗斯不从武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撤军,也应迅速结束战争。
两大阵营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约)的看法也存在巨大差异。据皮尤研究中心3月实施的问卷调查,民主党倾向选民以76%对22%的压倒性差距对北约给出正面评价,而共和党一方的正面评价与负面评价各为49%,打成平手。同一调查中,60%的民主党支持者认为华盛顿“积极介入国际事务是为美国未来的最佳选择”。共和党选民则完全相反,71%的受访者回答应聚焦国内问题,认为美国在国外事务中的主动作用重要的意见仅为29%。
部分保守派反对支援乌克兰,但支持与中国对抗,理由是中国是由共产党统治的经济敌对国。但这与相当多保守派对介入主义外交政策不感兴趣的事实并非无关。
二战结束后,许多共和党议员尽管有强烈的反共倾向,仍反对北约和美国介入国际事务。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曾提出,如果当时的共和党领跑者罗伯特·A·塔夫脱参议员表明支持北约的意愿,他就放弃参选总统。但塔夫脱拒绝了,艾森豪威尔于是宣布参选,称将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以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
与1952年相比,国际社会面临的风险大得多,但遗憾的是,如今并不存在能为共和党指明方向的艾森豪威尔。环顾世界,人们会意识到,动摇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不会出自血腥的乌克兰战场或紧张弥漫的台湾海峡,而会出自美国的竞选集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