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教权侵害案例逐年增加,受害教师的心理咨询需求不断上升,但有人主张,咨询过程中支援中断或耗时过长,咨询制度形同虚设。
据教育部与韩国教育开发院24日公布的《教育活动实态调查》,去年教师因遭受殴打、课堂受干扰等接受心理咨询的件数为1万9799件。与2017年的3498件相比,暴增达466%。同期教育活动侵害件数从2662件增至3035件。教权侵害案例激增,诉说精神痛苦的教师也随之大幅增加。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教权保护本部长金东锡表示:“随着教权侵害增多,申诉咨询件数也增加;此外,教师为把对学生的影响降到最低,往往不提交至教权保护委员会等受害申报,而是以心理咨询程度收尾。”
学校现场情况如此,但教师获得救助的途径现实中依然渺茫。现场教师普遍反映,即便因抑郁等心理不安而申请心理咨询,也要长时间等待轮到自己,且咨询次数不足,难以获得实际帮助。
首尔教师工会副发言人金熙成表示:“也有投诉称心理咨询需求暴增,要排到自己需等5个月。”尽管教育部门提供教师心理咨询支援,却出现了一种“瓶颈现象”。一位要求匿名的在职教师提供的教师社区帖子中,充斥着诸如“接受了교직원공제회支援的咨询,做了2次后被告知剩下3次因没有预算而终止”“通过共济会支援接受咨询,2年只有5次,少得离谱”等不满声音。
教育界指出,从各市道教育厅获得心理咨询及治疗费支援的教师人数可能更少。2021年一年内全国17个市道教育厅支援的咨询及治疗费总额为6亿韩元。对此,全国教职员工会表示:“假设按每名教员10次咨询支援100万韩元计算,约有630名教师获得支援”,并指出“考虑到2021年由学生造成的教权侵害件数为2109件,获得支援的教师仅占30%”。
现实如此,教师们只能无奈地寻找自保之策。2018年推出的一款教职员安心保险,投保教师达8000余人。其结构是遭受教权侵害的教师若在教权保护委员会被认定为教权侵害,即可获得保险金。为支援卷入诉讼的教师,教师工会也已挽起袖子。首尔教师工会一位有关人士诉苦称:“我们通过与律师签约等方式支援老师们”,“工会投入了相当大的费用,这不能不说是畸形的形态”。
但救助程序耗时漫长,且即便申报也会被打上问题教师的烙印等诸多苦衷,不予申报就此了事的情况不计其数。相比教权保护委员会审议、处理的3035件侵害案例,教员治愈支援中心的心理咨询及法律咨询件数达其5倍、约1万5000件,可见忍耐而不申报的教师规模要大得多。金副发言人指出:“虽说教权侵害件数每年2000件以上,但加上未申报的,可能超过其10倍”,并表示“这次瑞二小学事件如果通过及时申报得知,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应对”。
专家们认为,对教师受害而言,预防比事后措施更重要。韩国教员大学教授金成天解释:“正当的教育活动应受到保护,但保护装置几乎没有,老师们因此畏缩,可能不去申报”,“需要教权保护中心等在发生教权侵害时果断支援诉讼或心理咨询,也需要通过家长教育与家长会积极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