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政府过去一年多推进的外交举措,是要修复此前文在寅政府对朝缓和政策及由此导致的韩美关系、韩日关系等松动之处,使韩国的外交安保态势正常化并重新强化。从今年3月举行韩日首脑会谈开始正式推进的韩国外交正常化,延续到近期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会议以及预定于8月中旬举行的韩美日三国首脑会谈,由此可以评价说,这一正常化工作正在顺利推进。
但尽管有这些成果,对于众多希望韩国外交立于磐石之上、稳定持续的人来说,某种未知的不安感依然存在,这也是事实。其中大致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种转变看起来并非组织化、体系化的成果,而更像是尹总统个人领导力的产物。这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若带来这种转变的价值取向出自尹总统个人,那么正如以往许多政权一样,一旦政治环境不利或领导层更替,就可能再次改变,这令人不安。其二是,一些场面令人怀疑这种价值取向在尹总统与其幕僚之间究竟共享到何种程度。虽不至于说存在不协调音,但常因粗糙的应对招致媒体批评;即便考虑到再不友好的环境和短暂的准备期,仍显得步调不一,在政策与价值取向的共享或自身角色定位上似仍不足,令人担忧。
第二,外交成果无疑是国政运营的重要出发点,但仅凭此能否回答韩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仍存疑问。因为强有力的外交以国内强力支持为基础。重新引发关注的弃婴、毒品等社会问题,以及愈发猖狂的怪谈与谣言政治、仗势欺人的社会面貌,加上源于经济差距的种种问题,使许多人从不安走向幻灭。即便这是发展带来的难以避免的副作用,也不是我们一路努力跻身发达国家、要超越日本所应得的未来图景,而为了强有力的外交,也需要寻找对此的解答。
这种不安感,我认为源于在实现经济增长与民主化目标之后,究竟要朝向何种国家与社会去建设——即未来图景的缺失或丧失。曾有一段时间试图以南北合作导出统一的韩国未来图景,但对方前现代、只执着于政权存续的权力欲,不做真正协商,只是一味索取好处或进行挑衅、诋毁,致使这一构想毫无进展,终成幻想。
必须重新构想能够慰抚国民、以感动与自豪让人们摆脱幻灭与空虚、引导其充满活力地参与的新时代与新环境的未来图景。从这一点看,现政府提出的“全球国家”论是极好的资源。虽已有整理完善的110大或120大课题,但也需要将其转化为更简洁有力的信息,以便在政治上或面向国民的宣示中加以运用。例如,遵守国际规范、守护全球可持续增长根基的国际国家面貌;承认差别化业绩同时又能包容所有人的成熟国家面貌;如今能够为消除世界贫困等问题积极作出贡献的、作为增长模式的贡献国家面貌——即转变为传递更明确信息、对内对外唤起希望的体系。在五年单任制之下,第二年不仅是纠正以往过失、实现正常化的一年,也应是以新愿景升起希望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