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0.78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垫底,甚至不到OECD平均水平(1.59人)的一半。如果错过未来仅剩几年的黄金时间,日后再怎么努力也将无济于事。笔者怀着迫切的心情主张,必须推行从以“社会”为中心转向以“婴儿”为中心的特别改革。唯有如此,才能看到解决低生育问题的出路。
以孩子为中心的政策,始于将非婚家庭纳入社会制度框架予以包容。我们社会中,不仅有很多人不具备结婚条件,还有许多人处于极端的非婚怀孕和生育境况。非婚家庭的法律保障可以成为低生育问题的有效解法,这一点已在其他国家的案例中得到印证。曾作为低生育国家代名词、深陷人口危机的法国,1999年引入了对非婚形式的生活伴侣关系提供法律保障的“民事互助契约(PACS)”制度,如今总和生育率(1.83人)在发达国家中最高。韩国的非婚生育率为2.95%,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42%)。归根结底,必须修改民法相关条款。
对处于法律真空地带的非婚家庭和未婚母亲的支援也十分紧迫。大多数低生育对策都集中于对婚姻家庭的支援。民法的家庭概念被直接沿用,《健康家庭基本法》等各类法律和制度均以婚姻或血缘为中心界定家庭。因此,对非婚生育的歧视现象十分严重。《男女雇佣平等法》将产假对象明确为“劳动者的配偶”,因此非婚同居者生育无法使用产假。非婚劳动者即便有事故或疾病等事由,也因超出民法明示的家庭范畴,无法使用《男女雇佣平等法》规定的家庭照护休假。育儿休假、职场托育支援、子女教育支援项目亦是如此。
怀孕的学生应当不因社会的负面目光而受苦,能够平安生育、养育孩子并同时继续学习。在美国,时常能看到背着孩子上学的学生。他们把孩子托付给学校附近的托儿所,下课后再带孩子回家。以异性交往、生育等为由劝退、转学、开除的校规理应废除。
胎儿的生命和人权同样应当受到保护。韩国宪法法院在2019年就堕胎罪作出宪法不一致决定,并要求国会修改法律。由此堕胎罪事实上形同虚设,胎儿被推向死亡,超低生育状况进一步恶化。应审视该宪法不一致决定是否存在谬误,并推动再次提出违宪法律审判提请的方案。
据Statistics Korea的社会调查,认为“不结婚也可以生育子女”的比例从2012年的22.4%上升至2022年的34.7%。其中20多岁人群为39%,30多岁人群为39.9%,对非婚生育持肯定态度者接近40%。目前并无禁止非婚女性通过精子捐赠生育的法律或制度,但实际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界视其为不符合伦理而予以禁止,即大韩妇产科学会的《辅助生殖技术伦理指南》。国家人权委员会认为该指南侵害了非婚女性的生育自我决定权,建议予以修改,但学会并未接受。呼吁大韩妇产科学会采取前瞻性态度。
韩国虽因超低生育而面临人口断崖危机,海外送养规模却仍位居世界第三,处于前列。被收养的孩子大多是未婚母亲的子女。要减少无节制的海外送养、解决超低生育问题,从怀孕到生育乃至养育的长期未婚母亲支援对策十分必要。同时应简化国内收养程序,让愿意养育孩子的女性或家庭更容易完成收养。为解决低生育问题,不仅政府,整个社会都要挺身而出。必须秉持这样的决心:孩子不只是由个人或家庭养育,而是由社会和国家共同养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