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19 | 세종=양종곤·신중섭 기자

韩国争“10韩元”,德国看指标…“借此改革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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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令人厌烦至极。”

这是18日下午3点开始、持续至19日上午6点,长达15小时的明年最低工资讨论结束后,一位委员说出的话。这位委员的话中隐含着对韩国劳资双方只有冲突而无协商的极端对立的批评。

今年的最低工资讨论同样因劳方的“不通协商”而蒙上阴影。今年4月18日,最低工资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断。原因是分别代表劳方委员的韩国劳总与民主劳总相关人士要求公益委员权顺元辞职,并在会场突袭示威。由此,公益委员未进入会场。6月27日第八次全体会议时也发生了类似情况。这次是全体劳方委员退出会场,以抗议韩国雇佣劳动部拒绝推荐补缺1名空缺劳方委员的人选。在明年最低工资敲定的19日第十五次会议上,全体劳方委员也在表决后立即离场。理由是无法接受明年最低工资按使用者委员提出的9860韩元、而非劳方委员主张的1万韩元确定的局面。

这就是最低工资委员会今年以110天创下最长审议期的“真实面貌”。有意见指出,劳方最重视的价值是“劳资讨论与协商”,但其自身否定作为该机构的最低工资委员会作用的态度仍未改变。劳资双方都未能在最低工资委员会内进行充分谈判,导致最低工资的决定总是伴随不满。

据最低工资委员会统计,截至今年的37次审议中,劳方缺席表决或在表决前退场的有14次。经营界也类似。这说明劳资双方都未能以客观资料和指标在谈判桌上正当交锋。

今年的最低工资委员会本有机会扭转“这种局面”,一度接近实现15年来的劳资协商一致。协商失败的过程展现了此前劳资在最低工资谈判中的态度。公益委员提出比今年上涨3.12%的9920韩元作为协议方案(调整案)。使用者委员全体赞成该方案。只要劳方委员赞成,就是劳资公三方协商一致。但8名劳方人士(9人中1人被解职)意见分裂。韩国劳总方面的劳方委员赞成,民主劳总方面的劳方委员反对。最终劳资协商未果。

这一选择成了劳方的“回旋镖”。公益委员认为劳资无法达成一致,遂要求劳资提交交付表决的最终方案。劳方提出1万韩元(上涨3.95%)方案,经营界提出9860韩元(上涨2.5%)方案。表决结果是按经营界方案9860韩元确定明年最低工资。由于劳方放弃了协议牌(9920韩元),错失了将明年最低工资再提高60韩元的机会。明年最低工资涨幅2.5%是历史上第二低的涨幅。一位政府人士颇感无奈地表示:“最低工资是围绕涨10韩元还是降10韩元展开的谈判。”

最低工资敲定后,劳资分歧进一步扩大。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未能按中小微企业和小工商业者的期望实现冻结,感到遗憾。”而民主劳总则批评称:“最低工资委员会的讨论证明,没有政府下台,劳动者和市民的生活就无法改善。”政府将如何在政策上应对明年最低工资也备受关注。明年最低工资在数值上涨幅较低,但经营界担忧此前最低工资上涨累积的冲击很大。2018年上涨16.4%等急剧提高最低工资的文在寅政府,最终不得不通过就业稳定资金投入5万亿韩元规模的财政。但工资支付能力问题未得到解决,2020至2021年的最低工资涨幅被压至1%至2%区间。

学界指出有必要改革最低工资委员会。德国的相应机构由9人组成,比韩国最低工资委员会少18人。其中代表劳资双方的委员各3名、由劳资推举的委员长,其余2名为专门委员。特点是不像韩国那样由政府委任委员长,而是尽可能构建能反映劳资意见的公正高效结构。此外,德国不像韩国那样每年确定最低工资,而是每两年一次,为实证分析留出充分的审议期。结果是最低工资始终由劳资协商确定。还有较为激进的建议称,如果最低工资委员会无法像德国那样确保独立性,就应缩减其职能。

劳动经济学会会长金振英指出:“最低工资是政府政策,本应由政府决定,依赖劳资协商的方式是错误的”,“经济需要减少不确定性,而在距明年不到6个月时才确定明年最低工资,也太不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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