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均衡发展并非单纯的政治议题,而是宪法价值,也是立法与政策的基准。事实上,宪法序言中载有“国民生活的均衡提升”,宪法第119条第2款明确规定“均衡的国民经济增长”,第123条第2款也规定了“地区间均衡发展”。与此同时,为通过分散风险提升国家可持续性、实现负有纳税义务的国民的平等权以及促进国民融合,国土均衡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为实现尹锡悦总统的大选承诺、也是主要国政课题的“大韩民国处处宜居的地方时代”,10日总统直属的地方时代委员会正式成立。我国首都圈集中与国土不均衡问题十分严重。过去60年间,历届政府为化解不均衡制定并执行了众多政策。然而自2019年12月起首都圈人口已超过非首都圈人口,不均衡反而加剧。
地方分权与均衡发展彼此紧密相连。但此前二者各依独立法律推进,体系分离,政策效果不足。也就是说,需要一套综合处方:以分权与创新为基础,让地方成为解决国家与地区问题的主体,自行提供优质教育机会和就业岗位,具备自立条件与能力。此外,教育部、韩国国土交通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等制定并执行均衡发展政策的政府部门之间,政策步调不一致的情形也不少。正因如此,作为地方分权与均衡发展的统合指挥塔、并总揽和协调地方时代国政课题的地方时代委员会,令人期待颇高。
地方时代委员会委员长禹东基表示,“首都圈过密的最大原因是教育问题”,“在尹锡悦政府,为实现历届政府都未能做到的均衡发展与地方分权,教育部将走到前台”。对于其对成因的诊断以及把教育政策置于首位,笔者完全赞同。
我国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优质教育机构与就业岗位集中于首都圈。在资源匮乏的我国,地区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是人力资源。然而根据韩国教育开发院去年12月发布的《通过大学毕业生流向实态分析提升高等教育成效方案》,非首都圈地区约20%左右的高中毕业生升入首都圈普通大学,而从首都圈流向非首都圈大学的比例除忠清圈(约20%)外,仅为2%左右,非常低。
此外分析显示,非首都圈普通大学约30%左右(忠清圈57%、江原圈64%)的毕业生流向首都圈就业,而在首都圈普通大学毕业的学生仅有1%~2%在非首都圈地区就业。如此,近来高中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大多为升入位于首尔的大学而离开本地区。
首尔的中等水平学生则升入位于地方的大学。升入首尔高校的学生大多在首尔及首都圈企业就业,而进入地方大学的首都圈出身学生毕业后又重新回到首尔和首都圈就业,形成这样的格局。
为实现国土均衡发展,需要扩大财政支援项目以增强地方大学竞争力、培养优秀人才,并让这些人才留在地方居住、带动地区发展,从而实现名副其实的“地方大学时代”。
禹委员长宣示,“地方时代委员会将综合推进各部门实施的政策,体现本届政府所追求的自由与公正的国政哲学”。期待这最终将成为实现全国各地机会公正的“均衡的国土空间”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