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首次进行的最低工资谈判中,决定了16.4%这一史上第二高的惊人涨幅。作为该政权基础的劳动者欢欣鼓舞,而经营者则垂头丧气。当时我曾向一位参与谈判的公益委员追问涨幅的依据,得到的回答至今仍萦绕耳畔:“今年不涨这么多,本届政府任期内怎么能达到1万韩元呢?”就这样,总统的竞选承诺毫无根据地成了最低工资涨幅的依据。
自那以后已过去6年,最低工资讨论又进行了六次。但今年依旧如此。全然不顾谈判对手的处境,先“抛出来再说”的荒唐涨幅只会加剧劳资矛盾。以理性思维为先、力求寻找最符合我国经济现实的适当工资的“诚意”,根本看不到。
《最低工资法》第一条所明示的“通过谋求劳动者生活安定和劳动力素质提高,为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作出贡献”这一初衷已销声匿迹。每年召开的最低工资委员会不知何时已沦为否定对方存在本身的极端阵营之争,并固化下来。
上月初启动的明年度最低工资谈判已举行十一次会议,但双方差距不仅未缩小,反而原地踏步,看上去只是在持续进行面子之争。几轮会议中双方仅缩小了几十韩元的差距。归根结底,只有虚伪的、为让对方难堪的“披着让步外衣的攻击”。
劳方在谈判前就扬言要在今年(9620韩元)的基础上上调24.7%,最终在首次提案中给出了更高的26.9%。这等于抛出一个经营方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水平,只为强调自身代表劳动者的正当性。经营方也大同小异。在严重通胀之下消费者物价上涨超过3%,却提出冻结。这同样是抛出劳方无法接受的数字。如果劳资双方对谈判真有诚意,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首次提案。
在劳政关系本已走向最糟局面的情况下,最低工资讨论不仅谈不上让步,反而加深了互不信任。今年劳方委员也没忘记摔门离场、举牌抗议的表演。
所谓谈判,大多是在最初提案之间寻找交汇点而达成。正如人生中化解矛盾的钥匙,总是在你我之间的某处。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最低工资常常因劳资双方无法自行找到妥协点,最终交由公益委员来决定。1988年引入以来共进行了三十六次最低工资讨论,其中仅有七次是由劳资协商达成的。这充分说明我国劳资谈判能力何其低下。
因此,要求改变当前非生产性的最低工资讨论结构本身的呼声也不同寻常。也就是说,不应维持劳方、资方、公益各9人共27名审议委员形同对决的格局,而有必要让真正的专家聚在一起,思考如何制定真正反映我国经济现实、企业现场和劳动现实的最低工资。
日本、美国、中国等许多国家已经实施的按地区、按行业差别化的最低工资,其必要性也在上升,但在顽固的劳方反对下每年都竹篮打水,这也是韩国最低工资所处的现实。
由于明年度最低工资须在下月5日前公告,无论如何都会在不久后收尾。很多人的脑海中或许只会留下“数字”。但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当事各方应记住,最低工资讨论中所展现的样子,正是我国劳资关系的谈判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