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5月,曾为人力派遣公司的The K Tech内部发生的职场霸凌行为引发社会公愤。该公司创始人长期对员工辱骂、施暴的事实通过媒体被曝光。创始人甚至让员工趴下用棍棒抽打,并以工作业绩不佳为由扣减工资。最终,韩国雇佣劳动部对该公司启动了特别劳动监督。
# 2 今年1月,长水农协一名员工作出极端选择的事件也是雇佣劳动部特别劳动监督的案件。通过监督查明,作出极端选择的员工长期遭受职场霸凌。作为加害者的上级以要求受害者购买帝王蟹等不当指示和当众斥责施加压力。
# 3 Test Tech的劳动者于2月为解决职场内长期存在的辱骂、性骚扰、拖欠工资等问题成立了工会。工会在持续举行多场批评公司方的集会和记者会后,于上月促使雇佣劳动部管辖支厅启动特别监督。
要求在日益恶化的工作场所中获得保护的劳动者呼声日益高涨。但从劳动市场结构和制度上看,大多数劳动者难以获得保护。在职场霸凌积弊彻底恶化之前,劳动主管部门加强监督和完善制度已迫在眉睫。
据韩国雇佣劳动部8日消息,2021年至今年5月,雇佣劳动部实施特别监督的案件共17件。从特别监督事由看,施暴、霸凌等引发社会争议的案件达13件,占绝大多数。若加上惯常拖欠工资问题引发社会争议的2件,社会争议类共15件。再加上雇佣劳动部未正式公布的Test Tech(6月监督),则为16件。其余仅2件为违反劳动关系法令等劳资纠纷隐忧。
特别监督大多因霸凌等社会争议而非劳资纠纷展开,原因在于劳动市场结构和制度。劳资文化的转折点是2019年制定的禁止职场霸凌法。随着职场霸凌被界定并可予处罚,职场人的问题意识和主管部门的监督范围均有所扩大。但难题在于,主管部门无法全部消化这些问题申诉。据共同民主党议员金荣珍办公室数据,职场霸凌举报平均每天约有20件被受理至雇佣劳动部。有观点指出,雇佣劳动部有限的人力不足以解决这些利害关系复杂的举报和案件。因此不能排除未获解决的“职场霸凌”进一步恶化、演变为引发社会争议事件的可能性。由于职场霸凌规定位于劳动基准法内,不足5人的事业场甚至不适用。
遭受职场霸凌的职场人提出问题的渠道也不宽。能够承担这一渠道功能的代表性组织是工会,但作用甚微。据雇佣劳动部2021年全国工会组织现状,在可组建工会的2058.6万名劳动者中,工会会员为293.9万人,仅占14.2%。2000年为12%的工会组织率被困在10%~14%的区间。而且工会集中于大企业和公共部门。民间组织率为11.2%,而公共部门组织率高达70%,超过6倍。这一差距自2016年以来未见缩小。特别是按企业规模看,300人以上劳动者企业的工会组织率为46.3%,居首位。30~99人企业为1.6%,不足30人的仅为0.2%。
工会通过谈判要求改善工资等待遇。同时也发挥保护员工权利、纠正事业场内不合理现象的监督职能。但86%的劳动者(工会组织率14%)处于这一屏障之外。令人担忧的是,对工会的负面认知已扩散。过度加薪、带有政治色彩的罢工加剧了对工会的批评。政府表示保障正当的工会活动。但从当前劳资与政府的矛盾以及政府劳动政策方向看,今后工会的正面功能也有可能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