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第一届“万海作文大赛”举行。当时正在读高三的徐光植(62岁,见图)也参加了。他把父母“米已经吃完了”的低语留在身后,走出了那间单间小屋。那天,他获得了诗歌类中学生组第一名。那是个未经学校许可参加校外活动就会被开除的年代。他也差点被开除,但他并不在意。他手里握着授予第一名的奖金10万韩元。1970年,一袋40公斤大米售价2880韩元。10万韩元足以让全家吃上好几个月的饱饭。
这位喜欢文学的光头少年想:“原来写文章也能换钱。”他梦想“靠填满稿纸的格子生活”。此后,写作成了他的谋生手段。直到2017年退休,他没有写“我”的文章,而是做了21年的演讲稿撰写人(Speech Writer)。《生活跃进》于21日在首尔钟路总部,采访了退休后以随笔作家身份登上文坛、终于开始写自己文章的徐光植。
媒体整合解禁之时,成为记者
1980年,全斗焕政府控制了媒体。当时的9点新闻被称为“铛全新闻”。9点钟声一响,节目便以“全斗焕总统……”开场。后来在1988年,媒体管控解除。那是百花齐放的时期。当时还是求职者的徐光植说,“睡一觉起来,报社就多了一家”。那一年,他成为记者。
做了两年记者后,他转职到政府刊物制作所。在那里,他制作宣传政策的国政新闻。有一天,有人到公司来问:“这里写文章最好的人是谁?”办公室里前后辈们口中都说出了他的名字“徐光植”。几天后,他被叫去的地方是国务总理公报官室。他接到了撰写演讲稿的测试。面试官看了他写的演讲稿后说:“我现在可以放下笔了。”1996年,他成为演讲稿撰写人。他沉浸于工作,“坐在小屋里不分昼夜地打磨文字,连季节来去都忘了”。
21年间,历经17位国务总理
他从第29届国务总理李寿成时期开始撰写演讲稿。总共辅佐过17位国务总理。“因为是以行政首长的立场写的文章,所以写的是生硬而公务性的文字。”每位总理喜欢的文风都不同。就像再好的食物不合口味也不行,他会把握每位总理的风格,写出与之相称的文章。“政府的方针与个人信念存在落差时,也曾感到痛苦。但我总在思考,如果我是总理,会想以什么方式、说什么话。”
然而随着政权更替,他突然退休了。连准备如何度过人生第二幕的余裕都没有。21年写文章、自称笔杆子的人,如今被问“你写什么文章”却答不上来。他回忆当时说:“在匆忙走过的人群中,感觉自己孤零零地被留了下来。就像这个社会的异乡人。”
“活下去,就看得见活路”
退休两年后,他觉得不能一直独处。他强制自己去有人的地方。他申请并入选了地方政府福利馆举办的老人定制照护服务。他开始从事照护独居老人的工作。他每天到南大门的单间村出勤,照护13位老人。他是模范活动者。每年评价优秀才能继续活动,而他已经做了4年。他也去了首尔50+中心。偶然间,他听了发行文学杂志《随笔家》的文学评论家金钟完的随笔课。以这段缘分为契机,他发表了记录退休后心境的《死也别死》,以随笔作家身份登上文坛,终于成为书写自己故事的随笔作家。此后又受《随笔家》和《现代随笔》等约稿,发表了几篇作品。
虽是没有准备的退休,但他最终做起了一直梦想的事。活下去,就看见了活路。“我曾以为退休是与原有生活的断裂。很辛苦。但作为先经历退休的人,我一定要说一句:退休绝不是终点。”
写作能带来理解其他世代的力量
他也分享了写好文章的诀窍。“写文章时,谁都会自我审查和自我炫耀。会觉得自己的文章在别人看来不算什么,又因为想展示的欲望而加以包装。但只要去掉那些包装和夸张,诚实地写下去,文章就会变得自然。这样的文章既是自我表达,也能成为面向世界的发言。”他还建议:“先看那些写得好的文章,弄清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样的文章。”
他的梦想是成为有趣的邻家爷爷。他不想被说成老古板。他把中年写作的最大优点归结为“对自己的理解与代际共鸣”。“写文章时,既能看见自己,也能看见和我一起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会生出看待时代与社会的眼光。最近代际沟通缺失成为问题,我认为通过写作是可以克服的。”
从填饭碗的写作,到说自己的写作
他没有强迫子女写作,也没有炫耀过自己写文章。可他后来知道,儿子怀着成为诗人的梦想,每到自习时间就偷偷写诗。他想把那些诗汇集起来,于2011年与儿子(徐基雄)出了父子诗集《翻过万里洞山岗的骆驼》。儿子把父亲写进了诗里。
四角都磨光了的书桌上,放着一支旧笔
那小而坚硬、形似铁锹柄的东西,是父亲的工具
他用一生紧握的铁锹挖开纸张,填满了饭碗
- 摘自徐基雄的诗《笔》
他因意外的退休而彷徨过,但摆脱了“填饭碗的写作”,成为书写自己文章的随笔作家。到如今他才生出“这样活也可以”的心情。他想告诉其他中壮年:“退休并不是终点。”他的笔名是徐积。今后他将做自己想做的事,慢慢积累属于自己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