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中有一个概念叫作战控制权(Operational Control),指的是为执行特定作战任务,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指挥部队的权限。但由于南北分裂这一特殊状况,韩国军队的作战控制权分为战时和平时,分别由韩美联合军司令部和韩国军队行使。
韩国军队的作战控制权在1950年6·25战争期间移交给联合国军司令官,1978年韩美联合军司令部(以下简称联合司)成立后又移交给韩美联合军司令官。但这并非完整意义上的作战控制权移交。
1994年12月1日,停战时期的作战控制权移交韩国军方,由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行使停战时作战控制权。值得关注的是,在现行韩美联合防卫体制下,平时作战控制权由韩国联参议长行使,战时作战控制权则由韩美联合军司令官行使。
战时作战控制权(Wartime Operational Control)是指战时联合司司令官通过韩美安全协议会议(SCM)及韩美军事委员会会议(MCM),接受韩美两国总统指示指挥指定部队的有限权限。简称“战作权”。如果朝鲜发动全面战争,指挥韩国军队的将不是韩国军方,而是韩美联合司令官。
正因如此,要求收回战时作战权的主张不断出现,韩美军方当局之间也持续进行协商。
据韩国政策简报,战时战作权移交自韩美两国首脑2006年9月首脑会谈就战作权移交基本原则和履行指针等达成协议后开始破冰。2007年2月,韩美国防部长商定于2012年4月17日移交战作权。同年6月制定了为系统推进战作权移交的履行计划“战略性转换计划(STP, Strategic Transition Plan)”。
当时韩美决定解散联合司,构建由韩国联参主导、美国驻韩机构支援的并列型指挥结构。
2010年6月韩美首脑会谈考虑到朝鲜军事威胁增加等安全形势变化,将战作权移交时间从2012年4月17日调整为2015年12月1日。
此后在2013年第45次韩美安全协议会议上,韩美国防部长关注朝鲜核导威胁等朝鲜半岛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一致认为应系统推进战作权移交,强有力且无缝地维持联合防卫态势。为保障战作权移交后韩美联合作战的效率,未来指挥结构改为编成由韩国联参议长指挥的单一司令部。
之后,考虑到朝鲜核导威胁升高的安全环境等因素,2014年4月韩美首脑宣布将重新检讨战作权移交时间与条件。据此,2015年10月韩美国防部长为稳定推进战作权移交,将原有“基于时间的移交方式”改为“基于条件的移交方式”,并就“基于条件的战作权移交计划(COTP, Conditions-based OPCON Transition Plan)”达成协议。
据此,韩美共同努力以按照“基于条件的战作权移交计划”推进移交。2017年6月韩美首脑决定持续开展同盟层面的合作,以使“基于条件的战作权移交”尽早成为可能。2018年10月,韩美国防部长就“基于条件的战作权移交计划”修正案和“战作权移交后联合防卫指针”达成协议,并就移交后仍维持现行联合司体制、由韩国军四星上将担任未来联合军司令官的未来指挥结构基本方案达成协议。
不过,韩美就战作权移交的前提条件商定了以下三项:①主导联合防卫所需的韩国军核心军事能力;②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的能力;③符合战作权移交的朝鲜半岛及区域内安全环境。
韩国政府持续确保战作权移交所需的韩国军核心军事能力和核导威胁应对能力。
在地面力量方面,自主生产K2坦克、K9自行火炮、天舞等世界最高水平的坦克和火炮,并拥有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世界级的反火力战能力。在海上力量方面,具备宙斯盾驱逐舰、3000吨级潜艇、大型运输舰以及舰对地、舰对舰、潜对地导弹的自主生产能力。在空中力量方面,不仅拥有F-35A隐形战斗机、“全球鹰”、空中加油机、预警机等,还具备自主生产高性能战斗机的基础。此外,通过引进中远程弹道导弹拦截武器、弹道导弹早期预警雷达,以及研发玄武导弹等,持续扩充应对朝鲜核导的能力。
韩美两国还对战作权移交推进现状进行共同评估。在2021年3月韩美国防部长会谈和9月韩美一体化国防协议体会议上,评估认为战作权移交取得了相当进展。特别是韩美通过特别常设军事委员会(韩国联参议长与驻韩美军高级军官之间的军事协商机制)审议了条件评估结果。2019年召开5次特别常设军事委员会会议,重点审议韩国军的核心军事能力;2020年召开2次会议,重点审议同盟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的综合能力。
今后仍将按照基于条件的战作权移交计划,尽早确保移交所需的韩国军能力,稳定推进战作权移交,并持续努力以主导性应对全方位安全威胁。
为检验和完善主导战区作战的未来联合司的任务遂行能力,韩美正在实施三阶段联合检验评估。韩美联合检验团依据相同的评估标准和指标进行评估,提高了评估结果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为评估未来联合司的基本运用能力(IOC),韩美在2019年3月同盟演习中实施了IOC评估预演,并通过韩美一体化国防协议体、常设军事委员会等检查准备状态,周密准备IOC评估。结果在2019年8月韩美联合指挥所训练中成功实施了未来联合司的IOC评估。
韩美国防部长在2019年第51次韩美安全协议会议(SCM)上决定于2020年推进未来联合司的完全运用能力(FOC)评估。但在2020年下半年韩美联合指挥所训练中,考虑到新冠疫情等各方面条件,同时实施了适用未来联合司结构的预演,集中为实施FOC评估创造条件。
2021年综合考虑疫情持续、维持联合防卫态势、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扎根努力等各方面条件,实施了上半年和下半年联合指挥所训练。同时实施由韩国军四星上将指挥、未来联合司主导的战区作战预演,使FOC评估的实施条件趋于成熟。韩国军正通过积极的对美政策协商,努力适时推进适用韩国军主导的未来指挥结构的FOC评估。
2022年尹锡悦政府上台后,持续通过编写战略文件,努力发展战作权移交后的联合指挥结构。
韩美国防部长商定,战作权移交后仍维持与现行联合司类似的体制,由韩国军四星上将担任未来联合军司令官。
在此基础上,韩美正在完善规定战作权移交后韩美联合防卫体制的战略文件。2020年,韩美就保障未来联合军司令官履行任务的权限、角色、责任等进行完善,并就FOC评估所需战略文件共同草案达成协议。同年8月在联合训练中对战略文件共同草案进行了适用与评估。
今后韩美将朝着进一步强化韩美同盟和联合防卫体制的方向完善战略文件,战略文件将通过联合检验评估持续补充,预计在战作权移交时最终完成。
军方当局的立场是,最重要的是根据取代朴槿惠政府国防改革方案“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4~2030)”的“国防革新4.0基本计划”,在战时作战权移交方面进一步高度化韩国军的战力增强体系,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构建朝鲜半岛永久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