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京畿道安养地区一所小学校长进入女教职员卫生间安装微型摄像头一事曝光,引发公愤。此后各学校为确认是否安装了非法摄像头而展开全面排查。被动员的主体自然是学校教师。对本已被繁重行政事务压得喘不过气的教师而言,等于又多了一项额外工作。在首尔一所小学任职的A教师抱怨称,“当时是教师亲自进入卫生间确认有没有摄像头”,“净水器管理、监控摄像头管理等行政事务太多,连为基本授课做研究的时间都不够”。
据教育界19日消息,以教育改革为旗号的尹锡悦政府公开宣称将强化教师竞争力、提高授课质量。其意图是通过使公共教育正常化来减少私教育。
但现实却朝另一方向发展。作为公共教育正常化核心支柱的教师,被与授课无关的行政事务缠身,被迫处于无法正常授课的境地。实际上,光州教育大学教授朴南基在今年4月由韩国教育学会主办的教育政策论坛上指出,“以小学为例,班主任承担的班级经营事务多达200余项”。教师们的共同看法是,若还要完成行政支援事务及学校相关联谊活动等非正式工作,简直“连去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这也是为何有声音认为,要实现公共教育正常化,首先应为身处教育现场的教师创造能够专注授课的环境。
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5月在教师节前后开展的问卷调查也显示,10人中有7人认为难以专注于授课。在问卷中,对于是否认为具备专心授课和生活指导的条件这一问题,68.3%的教师回答“并非如此”。回答能够专心授课的仅为13.8%。
也有观点认为,教师权威下降夺走了教师的教学指导意愿。实际上,在无法专心授课与生活指导的原因(可选3项)中,“学生人权过度、缺乏生活指导权限导致教师权威下降(22.5%)”被选得最多,其后是“与学生及家长的矛盾、投诉、诉讼负担加重(21.2%)”、“只增不减的非本质性行政事务(19.2%)”。
有意见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将与教学相关的最终决定权赋予在一线负责学生的教师。朴教授评价称,“要革新学校,就应由实际面对学生、理解学生想法的教师作出最终决定”,“需要具备能够真正发现具有这种特质的专家的基础设施”。
教员团体也开始寻求对策。韩国教总近期拟定了以“赋予生活指导免责权”为核心的《为提高教员地位及保护教育活动的特别法》,即“ACT ON SPECIAL CASES CONCERNING THE PUNISHMENT OF CHILD ABUSE CRIMES”修正案,并已提交国会,要求提出并通过该法案。教总的修正案包含“对教员正当的生活指导不视为虐待儿童犯罪”、“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时不承担刑事责任”等条款。近期也有包含相关内容的法案被提出。
反对声音并非没有。理由是,虽然理解教员因滥行的虐待儿童举报而承受的苦恼,但其解决方式不应是对《儿童福利法》中为预防虐待而设的禁止条款开设例外。
教育界普遍认为,为实现公共教育正常化,尹锡悦总统指示的“高考改革”也必须落实。教总会长郑成国表示,“教师既要照顾学力偏弱的孩子,又只教授专业科目,要教会学生解答被指为‘杀手题’的融合型试题,现实中很困难”,“归根结底,改善升学制度才是使公共教育正常化的途径”。他还强调,“减轻私教育、改革高考制度与公共教育正常化都是相互关联的”,“从这一点看,我认为尹总统作出了正确的诊断”。
教育部也将在21日发布提升学校教育竞争力方案后,于下周陆续公布减轻私教育负担的对策。预计内容将包括为恢复学校功能而强化教师的授课评价能力,以及保护教师权益等,为教师专注授课创造条件。
也有观点认为,要让公共教育真正发挥教育阶梯的作用,必须出台能够解决学历门第社会等结构性问题的方案。正义党政策委员宋京元强调,“我国的私教育竞争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必须比身边的同学多学一点,最终是有钱人获胜的游戏”,“政府的教育改革中应包含化解学历门第社会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