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19 | 여론독자부

[白想论坛]须使劳资政协商体制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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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7日,韩国劳总宣布中断参与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并决定将是否退出的事宜委托给委员长。无论是否退出,都有必要对屡屡陷入僵局的劳资政协商体制进行全面重新检讨。

韩国劳总是代表性的劳动者团体,长期以来为劳动者权益工作。劳动者日也是为纪念韩国劳总前身大韩劳总的成立日3月10日而确定的。1987年之后,工会活动开始转变为政治运动。“法律日”悄然变为“劳动者日”,也是政治性劳动运动的胜利。强硬的贵族工会登场,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被强化,劳资关系的恶性循环反复出现。一味斗争的劳资关系也是1997年外汇危机的原因之一。1999年5月24日起施行的《关于劳资政委员会设置及运营等的法律》明确了其立法目的是通过劳资政协商体制谋求产业和平。

在文在寅政权时期,这一立法目的消失,法律本身也变得政治化。2018年名称改为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劳资政协商体制变成了以化解社会两极分化和实现社会统合为名的越权协商体制。由于部分工会已转变为能够有组织地动员人员的政治势力,这种协商体制的变化严重扭曲了公共舆论场。2018年的修法使工会能够对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在内的社会全领域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制衡与平衡的民主治理因此崩塌。

新政府顺应国民要求,对部分工会成员的暴力违法行为予以惩处,并努力确保工会会计透明度,但却出现了连基本民主秩序都不遵守、进行抵抗的不良现象。手持凶器殴打警察,印证了劳动界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难免招致国民公愤。

把劳资政协商体制与国民统合挂钩的思维框架,源自反民主的构想。政府由国民选择组成,三权分立使权力受到制约。这种权力制约的框架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基础。特定势力在立法、司法、行政领域形成权力网络(deep state)是违宪的构想。若劳动权力并非以劳动党为中心的国家运营为目标,如今就应忠于本职角色,并接受国民的监督。

经社劳委的活动并未统合国民,反而以劳动与资本对立的视角分裂国民,使其按行业、按阶层四分五裂。劳资政协商体制赋予已掌握政治力量的利益集团特权,摧毁了理性讨论的空间。

文在寅政权时期劳资政协商体制造成最大危害之一,便是最低工资上调。最低工资就应当是最低工资,这也是宪法精神。决定最低工资的机制同样是劳资政协商体制。最低工资的影响率一度扩大到25%,已到了决定全体国民工资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根本问题未得到解决,甚至出现了按行业差别适用的讨论。最低工资影响到当前在职者的工资水平,是对劳动者的侮辱,也令无法就业者感到挫败。劳资政协商体制正在使产业枯萎,并对社会各领域产生恶性影响。

韩国国民年金也因劳资政协商体制而受损。国民年金应当用于国民的养老。一些毫无专业性的人主张基金应用于劳动者福利,或应用于控制企业。利用基金介入企业经营违反宪法第126条。劳资政协商体制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

打着劳资政协商体制的幌子,低出生率老龄社会委员会、碳中和委员会、健康保险财政运营委员会等社会各领域,专家被排除在外,成了运动势力的游乐场。劳资政协商体制并不具备民主代表性。为劳资关系和平而引入的制度不应干预国政。希望为恢复自由民主主义而确立法律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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