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政府五年间最突出的一点是农林渔业就业者增加了18.5万人。农林渔业就业者在1998年经济危机后至2016年间,每年以6.2万人的规模趋势性减少,但在文政府成立后不久的2017年6月转为增长,并持续增加。与制造业就业者减少21.6万人形成对比,甚至令人怀疑文在寅政府不只是脱核电,而是想通过脱产业化走向农业国家。这一趋势随着尹锡悦政府上台有所减弱,可以判断经济正走向正常化。这大概是因为尹政府倡导公正与常识通行的法治。然而韩国劳总却因对暴力示威的正当执法而反弹,全面中断了参与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借此机会,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经社劳委存在的意义。
劳、资、政三方聚在一处,通过对话与妥协达成劳动改革共识,对政治型人物或许极具魅力。但过去25年劳资政委员会运营的结论是,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劳动改革的核心是抑制工会过度行使其力量,使其回归本位。然而作为改革对象的工会,却以经社劳委为舞台成为改革主体,这种荒谬之事正在发生。韩国的劳动法在工资和雇佣等所有方面,都极其有利于已经就业的劳动者(内部人),而极其不利于正在找工作的未来劳动者(外部人)。从既得利益者即工会成员的立场看,要求他们同意对自己百害而无一利的劳动改革,等同于要求工会否定自身存在。
经社劳委的理论基础——社会合意主义(corporatism)——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正如细胞聚合成组织、组织聚合成一个有机体,个人按功能同质性组成协同体,协同体再聚合以追求社会目的。劳动者的协同体即工会的代表、雇主联合体的代表以及政府的代表聚在一起,无视原则、凡事皆可通过合意决定,经社劳委正是提供这样一个场所(venue)。在社会合意主义中,个人的自由与意志被社会目的或协同体的决定所压制或限制。因此社会合意主义的结局是极权主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教授早已阐明,这是个人自由受压迫的“通往奴役之路”。
经社劳委更大的问题在于,劳总、经总等私人利益集团不仅直接参与国家的政策判断,还成为决策主体。只有国家领域与私人自治领域被严格区分,国家才能以客观立场作出正确决定。然而通过经社劳委,两个领域的界限被打破,必然产生奇怪的结果。这就如同足球比赛中两队球员代表与裁判混在一起制定比赛规则。而且那些代表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代表。这样的比赛,谁会花钱观看?然而我国国民每年为经社劳委支付数十亿韩元预算、办公大楼、派遣人力等机会成本,却只看到虚妄的结果。把劳动改革交给经社劳委,无异于把鱼摊交给猫看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