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披露,去年3月大选前,选举管理委员会职员申请休职的人数为近10年来最多。据国民力量党议员郑宇泽办公室的资料,2021年选管委全体休职者为193人,其中包括育儿休职140人,接近2020年休职者(107人)的两倍。有人指出,这是否是为了躲避2022年大选和地方选举筹备及管理带来的繁重工作。另有质疑称,选管委以休职者激增导致人力不足为由,将前任及现任高层干部的子女特惠录用为正式有经验职位。由此,围绕选管委道德风险(道德松懈)的争议进一步扩散。
选管委在去年大选期间先是陷入“筐子投票”争议,随后录用腐败疑云乃至部分干部纪律松懈问题接连暴露,全面整顿的必要性一直被提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不遵守宪法的选管委委员长选任惯例、非常任委员长制度,以及在未具备内部管控与监督手段的情况下构筑“自己人联盟”的事务处。宪法第114条规定“选管委委员长由委员互选产生”,但选管委无视这一选任方式,长期沿袭由最高法院院长指名的现职大法官担任委员长的惯例。法官兼任委员长损害了权力分立原则,加之非常任制度使委员长不得不被事务处牵着走的结构固化下来。
这正是应把从委员长选任及履职方式到事务处管理体系等选管委的一切都送上手术台的理由。长期以来,事务处以选举管理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为名排斥外部审计,停留在监督死角。审计体系的缺失导致事务总长、次长等在无凭证单据的情况下支出业务推进费,甚至令选管委的会计透明度也变得危险。选管委还在此期间投入300亿韩元推进建设“选举博物馆”,被批评是为退职干部制造岗位。选管委应停止推进博物馆建设,通过组织大手术努力赢得国民信任。只有选管委经历刮骨之痛、全面革新之后公正中立地管理选举,民主主义才能真正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