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应对人口断崖等生育率下降的替代方案,对非婚生育的新思路正受到关注,但不少人指出前路仍然遥远。因为“不结婚也可以生孩子”的观念正在20—30岁年轻群体中扩散,但“家庭=生育”的法律与社会认知却没有变化。而且,对于同居等未结婚而共同生活的人群,甚至没有国家层面的统计。在所谓“○人家庭”的固定观念下,连对“非婚同居”的正规调查都未能开展,生育、育儿相关福利也存在大量盲区。这正是统计缺失所造成的对非婚生育的“逆向歧视”现象。
据Statistics Korea去年发布的《2022年社会调查》,认为“男女即使不结婚也可以共同生活”的比例为65.2%,比2018年(56.4%)增加了5.5个百分点。认为不结婚也可同居的观念自2012年(45.9%)以来每年上升,并首次突破60%。回答“不结婚也可以生育子女”的人也达到34.7%,比四年前(30.3%)增加3.4个百分点。首尔市女性家族财团2021年以居住在首尔市的20—60岁成年人2000人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中,20—40岁女性有26.2%回答“曾考虑过非婚生育”。其中30多岁最多,为32.8%,其后依次为40多岁(28.4%)、20多岁(21.3%)。特别是受访者中约有一半(47.9%)认为“我们社会应对非婚生育更加包容”。相反,回答“已经很包容”的仅为14.0%。38.1%回答“(对非婚生育的包容)目前程度适当”。可见以20—40岁群体为中心,对非婚生育的认知正逐步变化。但专家们普遍认为,包括统计在内的现实与此相距甚远。Statistics Korea对人口、就业等共22个领域进行统计调查与编制,但对同居等所谓“未结婚而共同生活”人群的调查完全没有。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委员边水晶指出:“国外是同居日常化的社会,随着全球性变化,预计我国也可能改变。”“变化似乎正以年轻人为中心发生,但国内并没有明确统计。”她还补充说:“国外会调查是否共同生活,而我们做不到。”“如果统计调查能超越非亲属家庭(进而覆盖是否同居),将有助于(非婚生育等)变化。”
也就是说,如果把同居等纳入调查名目并开展明确的统计调查,就有可能对世界人口学领域权威、英国牛津大学名誉教授戴维·科尔曼上月17日在韩半岛未来人口研究院以“低生育危机与韩国的未来”为主题的座谈会受邀演讲中,作为克服低生育危机方案而强调的非婚生育等给予支援。科尔曼教授当天在演讲中警告:“韩国是非婚生育极少的国家。”“到2750年将面临人口消亡风险。”他特别说明:“生育率较高的主要发达国家,非婚生育占全部生育的30%以上。”“如果没有非婚生育,这些国家也无法实现高生育率。”但受“婚姻”这一家庭概念所限,非婚生育家庭在现有生育等法律支援中也被排除在外。民法等法律所限定的家庭概念被原样适用于现行法,导致非婚生育家庭处于福利与支援的盲区。
实际上,《男女雇佣平等与工作家庭平衡支援相关法律》(男女雇佣平等法)第18条之2(配偶生育休假)中,将休假对象明示为“劳动者的配偶”。劳动者为照护家人而休职(家庭照护休职)的事由,也被限定为祖父母、父母、配偶、配偶的父母、子女或孙子女的疾病、事故、高龄等。除民法第779条(家庭范围)所明示的家庭范围之外,劳动者不能因非婚同居者生育而使用生育休假。家庭照护休职也是如此,一旦超出法律上家庭的范畴,即便有事故或疾病等事由也无法使用。此外,《ACT ON THE PROMOTION OF CREATION OF FAMILY-FRIENDLY SOCIAL ENVIRONMENT》(家庭亲和法)将“能够协调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并可由社会分担儿童养育及家庭抚养等责任的各项环境”本身,明示为“家庭亲和型社会环境”。若不属于因婚姻结成的法律上家庭范畴,就无法享受△时滞上下班制△居家办公制△非全日制工作△育儿休职制△职场托育支援△子女教育支援项目等福利。
民法上的家庭范围首先包括配偶、直系血亲与兄弟姐妹。此外,仅在共同生计的情况下,直系血亲的配偶及其直系血亲、兄弟姐妹也纳入家庭。另外,《母子保健法》上的不孕也指夫妇进行正常性生活一年以上仍未怀孕的状态。“事实婚姻关系”虽被纳入法律上夫妇的范畴,但同居等非婚被排除在外,因此无法享受不孕治疗费、咨询、教育等支援项目的福利。最近首尔市公布了扩大不孕治疗支援的对策,内容包括为30—40岁未婚女性提供卵子冷冻手术等,但这仅限于首尔这一地区。
韩国法制研究院研究委员张民善指出:“与生育相关的休假、休职制度等,大多限定于法律上的配偶即家庭。”“通过周边证言等证明,对事实婚姻关系也有部分认可,但非婚同居者、伴侣未被纳入。”他还补充说:“国外如果同居者、生活伴侣按程序登记、申报,就允许使用家庭照护休假等。”“并不是要删除或改变家庭概念,而是应为非婚同居所生的孩子在出生、照护与生存、抚养方面开辟能够获得保障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