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新冠疫情后,韩国女性近三年的职业中断现象有所加剧。有过职业中断经历的比例从35.0%升至42.6%,重新就业所需时间也从7.8年延长至8.9年。
女性家族部1日公布了以8521名25至54岁女性为对象实施的“2022年职业中断女性等经济活动实况调查”结果。这是依据职业中断女性法每三年发布一次的国家批准统计。
25至54岁女性中,曾有过职业中断经历者约占十分之四(42.6%)。这比疫情前2019年(35.0%)的调查高出7.6个百分点。
各代人中,有子女的已婚女性职业中断经历比例均高于无子女的已婚女性。
职业中断后重新获得工作所需时间也由三年前的7.8年延长约1年,达到8.9年。首次经历职业中断的年龄平均为29.0岁(2019年为28.4岁)。
在相当于疫情时期的2020年3月至调查时点2022年8至10月期间辞职的女性中,65.6%为30多岁。辞职当时,53.9%从事面对面业务较多的服务行业。
关于离开职场的直接原因,约半数选择“在子女紧急照护情况下缺乏应对方案”(49.8%)。在无法居家办公的情况下,没人照看因线上授课而留在家中的子女。
调查显示,职业中断后新找到的工作在工资和就业稳定性方面均不及原单位。
职业中断前在1至4人规模企业工作的比例为20.9%,职业中断后该比例升至约一半(45.7%)。在5人以上规模企业工作的比重则全部下降。
从职业中断后首份工作的情况看,事务职·专业人员、常用职、全日制岗位减少,销售·服务职、临时职·自营业者、非全日制岗位增加。周平均工作时间也减少4.3小时。
职业中断后首份工作的月工资(214万3000韩元)为职业中断前(253万7000韩元)的84.5%,有过职业中断经历女性目前的工资为无职业中断经历女性的84.2%。这意味着职业中断造成了工资差距。
在设有孕期·育儿期缩短工时制等制度的公司,其使用率有所提高,而在没有此类制度的单位,女性的职业则被生生切断。
这也意味着在学校停课的情况下,照护负担全都压在了女性身上。
对在设有工作与家庭兼顾制度的单位工作过的女性调查结果显示,职业中断当时实行居家·远程办公的女性为22.5%(上升8.7个百分点),使用孕期缩短工时制的为28.5%(上升2.8个百分点),使用育儿期缩短工时制的为21.1%(上升2.0%),使用育儿休假后重返职场的比重为54.3%(上升11.1个百分点),均高于2019年。
关于使用育儿休假后未能重返职场的原因,依次为育儿与工作难以兼顾(39.9%)、缺乏可信赖的照护者(29.7%)、缺乏可放心托付的设施(10.7%)。
随着外籍劳动者人手不足、人口结构变化等带来招人难,求职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
为寻找职业中断后首份工作而积极求职的比例为38.6%,较2019年上升6.0个百分点,求职活动平均时长为11个月,较2019年缩短5.5个月。
求职目的中,补贴生活费占39.2%为最多,其后依次为支付子女教育费(24.2%)、自我实现及自我开发(15.8%)、承担生计(12.3%)等。与2019年相比,补贴生活费减少7.0个百分点,而支付子女教育费增加7.0个百分点。
虽面临职业中断危机但能够延续职业的原因,依次为家庭成员的育儿支援(43.2%)、虽然目前辛苦但工作有未来发展(30.7%)、可兼顾工作与育儿的职场文化(11.6%)。
再就业时的困难,依次为岗位信息不足(16.8%)、对社会适应缺乏信心(13.9%)、工作经验·资历不足(13.5%)。
按年龄看,25至34岁回答除工资外缺乏符合期望劳动条件的岗位,35至44岁回答因育儿导致求职时间不足,45至54岁回答缺乏信心及工作经验·资历。
调查时点未在工作的女性最多要求“扩大优质非全日制岗位”(38.1%),就业女性则最多要求“扩充可放心托付的保育设施”(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