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冷战与集团化加速,国际形势剧变。为构建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通过恢复韩美日协作强化价值同盟、重新确立与中国的关系,精细化外交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曾任外交部次官助理和国会议员的国民大学特任教授沈允朝29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文在寅政府把韩国自行推入中国的势力范围,推行了重视朝鲜的时代错误式外交”,“应摆脱‘战略模糊’,以‘战略清晰’就人权等问题堂堂正正地对中国表态”。他评价称:“尹锡悦政府成立后,韩国外交的大转型已经开始”,“通过韩日、韩美日连续首脑会谈,韩美日三国共同协商并推进全球战略这一进程的序曲已经完成。”
-美中霸权竞争正在加剧。
△如何应对复杂展开的国际形势,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剧变期的外交要求摆脱惯性姿态,作出主动而有创意的应对。当下可以说是以美中战略竞争为代表的新冷战或类冷战时代。以2008年雷曼兄弟事件为契机,中国摆脱“韬光养晦”转向“大国崛起”,由此引发美中矛盾。此时文在寅政府把韩国自行推入中国的势力范围,推行了重视朝鲜的时代错误式外交。而且以反日为政治动力,表现出历史倒退的外交举动。这一时期,日本构想了契合美中竞争这一国际形势的全球战略,即印太战略。日本扩大角色的动向,与韩国的孤立主义倾向形成鲜明对比。
-韩日首脑接连会谈,韩日穿梭外交得以恢复。
△尹锡悦政府在成立的同时就迅速采取了大幅转变外交方向的举措。政府成立仅十天便举行韩美首脑会谈,着力恢复韩美两国作为同盟的信任关系。随后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首脑会议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首脑会议上,韩美日三国首脑会面,为恢复三国协作创造了契机。但也存在局限。因为在韩日关系僵化的情况下,韩国难以充分发挥国际作用。为改善韩日关系,解决强制征用问题是最大课题。尹锡悦政府公布了第三方代位清偿方案作为解决办法。这是与韩日请求权协定及韩国大法院判决均相吻合的唯一方案,被评价为现实中的最佳对策。
-在日本广岛举行的韩美日首脑会晤上,美国总统乔·拜登邀请韩日首脑访问华盛顿。
△尹总统4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美国对韩国外交方向大转型正式表达欢迎之意的最高礼遇。5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突然访韩,既是对尹总统访日的回应,也属于韩日及韩美首脑会谈成果的连锁效应。随后在广岛七国集团(G7)峰会上的韩美日三国首脑会晤,标志着三国今后共同协商并推进全球战略这一进程的“序曲”得以完成。特别是拜登总统提议在华盛顿举行三方首脑会谈,意味着韩美日首脑会谈的制度化。这将成为崛起为全球枢纽国家的韩国国际地位与作用大幅提升的契机。
-在野阵营主张尹锡悦政府只是对日本单方面让步。
△在野阵营的批评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看起来是想像前政府一样把反日作为政治动力。此次韩国外交的大转型进程已经开始,今后将持续带来巨大变化和实质成果。通过韩日首脑会谈已经取得若干成果。参拜广岛慰灵碑、派遣福岛污水视察团等,若没有首脑会谈就不会发生。此外日本正在解除出口管制措施,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也已恢复。最重要的是,韩日两国国民彼此看待对方的视角开始转向友好。当国民切实感受到关系改善的实际效果,理解与支持度也会上升。
-恢复韩日关系今后的课题是什么。
△韩日之间的战略合作可提高韩美日三国协作的完整度。此外还为美中竞争时代韩日共同寻求战略利益提供契机。就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问题或中国施加的不当压力等,韩日两国可通过寻求共同应对方案来增进共同国家利益。将战略合作制度化,对保障合作的不可逆性十分重要。不仅是财长会谈,还需启动外交与国防部长会谈(2+2),并从制度上强化两国企业共同进入第三国。
-民间部门的活跃交流似乎也很重要。
△为增进两国国民相互信任与好感的努力也应同步推进。人文与文化交流应大幅增加,要让国民切身感受到。为游客提供便利、促进年轻一代相互理解的留学生交流项目、增加就业等,能在实际生活中直接感受关系改善益处的措施应迅速落实。要让领导人的决断在现实中取得成果,不仅是官僚,政界、财界、学界以及地方自治团体和民间部门都应展开全方位交流与合作。
-韩美两国在4月首脑会谈上发表了“华盛顿宣言”。
△4月,韩美首脑就应对朝鲜核威胁的强化方案达成一致,在现有扩展威慑政策之外组建核磋商小组(NCG)。通过这一机制,美国战略资产将以准常态部署的形式在朝鲜半岛展开,从而能更有效地应对朝鲜的核威胁。
-也有人指出,为应对朝核需要更为实质的替代方案。
△除NCG之外,铀浓缩与再处理的许可问题有必要继续与美国协商。从和平利用核能的角度看,铀浓缩与再处理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成员国的固有权利。然而根据韩美原子能协定,韩国的这一权利受到限制。2015年该协定修订后,和平利用核能须获美国“事前同意”已放宽为“协商”,应积极加以利用,通过持续“协商”说服美国。不仅为确保我方的核潜力,也为确保核燃料这一产业需求,已到了实施铀浓缩与再处理的阶段。我们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彻底核查,因此完全可以消除国际社会的忧虑。
-中国持续针对韩国政府发出强硬言论。
△中国倾向于把韩国视为韩美日三国协作中最薄弱的一环,试图对韩国施压并强迫其选边站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文在寅政权对华的低姿态外交。现在有必要摆脱既有的“战略模糊”,明确“战略清晰”。在人权、市场经济、遵守国际法等方面,我们应秉持原则明确表态。对于中国持续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也应提出问题,该说的话要说。由此可能与中国关系变得不舒服。但必须让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把韩国视为韩美日协作的薄弱环节,或认为可以把韩国置于其影响之下。
-中国仍是韩国主要贸易伙伴,这似乎是个两难。
△对华关系今后将成为韩国外交的难题。不能因为是美中对立时代就走到最前线,应有所自制。在大框架内与美日等西方世界保持步调一致,但无需过于走到前面。我们应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为国家利益行动。尤其对中国要堂堂正正,同时在经济领域该合作的就合作,采取战略性的方式。为域内和平与稳定、相互经济利益,需要精细管理。作为其中一环,应推进与中国的战略对话、扩大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并拓宽共同利益领域。此外,韩国是下届韩中日三国首脑会议的主办国,需要有智慧地将其用作对华关系的转机。另外,应降低对华经济的过度依赖,使投资与经济合作对象多元化。在构建全球供应链方面,应强化与价值观相同的西方国家的联合。
-在加速的新冷战与集团化中,韩国外交该走的方向是什么。
△当下是外交的时代。中国对其他国家表现出强压态度,美国也在强化本国优先主义,因此必须高度警醒。美中竞争也以相当复杂的形态展开,应摆脱意识形态外交,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仅凭韩国一己之力无法应对的情形也会很多。加入多个多边协商机制发出共同声音,就能在其中找到自身的利益。应积极利用小多边体制,使外交战线多样化、多元化。
◆He is…
1954年生于釜山,毕业于首尔中央高中和首尔大学外交学系。通过第11届外务考试,在外交部历任北美局长、驻葡萄牙大使、驻奥地利大使、次官助理等职。曾任青瓦台外交通商秘书官,并担任第19届国会议员。现任国民大学政治大学院特任教授,并作为韩日亲善协会副会长开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