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26 | 여론독자부

[议题报告] 电费至少上调50韩元才能阻止连锁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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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度电费每千瓦时(㎾h)上调8韩元。本应在3月底公布的第二季度电费上调幅度,直到过了很久的5月中旬才决定下来。为什么政府如此纠结?因为引发此次电费上调的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其冲击之大是过去任何时期都无法相比的。如果过去是B级、C级台风,那么这次相当于A级、甚至超A级台风来袭。以往勉强应付过去的抑制电费上调的后遗症,这次其规模和余波看来也不寻常。过去几年才有一次,围绕每千瓦时不到10韩元的电费上调就争论不休。然而去年每千瓦时共上调19.3韩元,今年第一季度13.1韩元,第二季度8韩元。去年以来至今每千瓦时累计上调40.4韩元,速度惊人。

今年夏天交完制冷费后,消费者对电费上调的切身感受将是震撼性的。然而尽管电费如此大幅上调,仍远远不足以填补韩国电力公社的赤字。韩电去年录得32万6034亿韩元的营业亏损。原因是从发电公司高价购电、低价卖给消费者。韩电去年以每千瓦时平均155.5韩元购电、以120.51韩元售电,每千瓦时亏损约35韩元。发电成本上升的原因是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其中对电力批发价格(SMP,即韩电从发电企业购电的价格)影响最大的国际液化天然气(LNG)价格,去年比2020年上涨7.7倍、比2021年上涨1.8倍,同期煤炭价格也分别上涨5.9倍和2.6倍,燃料采购费用急剧增加。文在寅政府的脱核电政策也加大了韩电的赤字。据国会立法调查处的调查,由于以LNG发电机替代核电导致SMP上升,仅去年就额外增加了12万6834亿韩元的购电费用,2018年至2022年购电费用共增加25万8000亿韩元。

一年超过30万亿韩元的赤字,是我国企业史上首次出现的数字。一般企业在录得这种程度的赤字之前就会倒闭。而且放贷的银行也会倒闭。之所以没有倒闭而能这样撑下去,是因为韩电是国有企业。政府为其债务作保。这句话的意思是,韩电的赤字正是国民必须偿还的债务。这个事实所有人都知道。公务员知道,政界人士知道,员工知道,工会知道,银行也知道。因此大家一起陷入道德风险。这类问题我们称之为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problem)。若是民营企业,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如今到明年大选之前,电费上调将很困难。即便不上调,迄今累积的电费上调幅度也会在第三季度开始的7月盛夏化为“制冷费炸弹”爆发。而从第四季度起已进入大选局面。电费上调事实上不可能。

这里产生一个疑问。反正全体国民都要用电,是以电费形式付钱,还是以后偿还债务,并无太大差别,那么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时候,少涨一些电费、宁可积累为韩电的负债,不是更好吗?这是错误的想法。如果电费如实上调,消费者只能减少用电。去年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是能源进口增加。进口额增加额1161亿美元中,68%是能源进口增加额。如果文在寅政府反映暴涨的国际能源价格上调电费,消费者也会减少用电,能源进口就不会增加到这种程度。去年10月上调城市燃气费时并没有什么反应,但随着天气变冷开始取暖,消费者切实感受到了“取暖费炸弹”的冲击。随即互联网和许多媒体涌现出节省取暖费的方案,消费者也开始减少燃气消费量。电费和燃气费应由消费者负担。如果由纳税人来付,第一违反受益者负担原则这一市场经济原理,第二会出现即使多用电自身负担也很小、从而过度消费电力的问题。于是形成超出必要地大量进口能源、超出必要地生产和消费电力的恶性循环。

去年韩电每千瓦时亏损约35韩元。若要连迄今累积的赤字一并化解,电费每千瓦时至少要上调50韩元以上。实际电费上调幅度远低于应上调的程度,这意味着抑制电费带来的副作用必然很大。抑制电费的余波正在四处爆发。首先带来电力市场的严重扭曲。政府因抑制电费导致韩电赤字加剧,为稍加缓解而启动了SMP上限制。零售市场的价格管制波及到了批发市场。去年12月至今年2月实施三个月的SMP上限制,转嫁给民间的损失约为2万1000亿韩元。作为韩电100%控股的子公司,发电国有企业也因韩电赤字导致结算调整系数调整,不得不额外承担1万8000亿韩元。

韩电赤字通过上调电费来解决才是正确答案。然而政府和政界考虑物价上涨对国民的影响,力图将其最小化。上调作为《物价稳定相关法律》所规定的“公共费用”的电费时,要求连同总括成本一并综合审视经济形势变化等各方面条件。于是电费未能如实上调,累积为韩电的赤字和债务,进而转化为对未来世代的负担。同时引发超出必要的电力过度消费,使能源进口额急剧增加,招致贸易赤字和韩元价值下跌。本可通过上调电费避免的事情,蔓延为国有企业负债和贸易赤字急增等连锁副作用。

金融市场也趋于不安。韩电每天动用约1000亿韩元的公司债。韩电迄今动用的资金即累计负债高达193万亿韩元。尽管如此,韩电因是国有企业而信用等级高,把公司债额度一扫而空。结果出现了其他民营企业发行公司债变得困难的挤出效应。因此信用度不高不低的企业被迫转向利息高于公司债市场的商业票据(CP)市场。

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我们在上调电费时在政治上顾虑很多。2011年9月15日发生的首都圈停电,也是此前累积的抑制电费的后遗症爆发。2004年开始的国际油价暴涨带来了天然气和煤炭价格上涨,但政府直到2011年都没有上调电费。因为其间有七次全国性选举。结果电力需求急剧增加而供给不足,最终爆发了首都圈轮流停电事态。

正因如此,发达国家设有制度性安排,使电费能由独立监管机构不必顾虑政治而独立决定。对于公务员不得不进行政治考量的我们而言,很难期待电费的独立决定。费用上调压力通过上调费用来化解才是正道。越是试图以其他方式解决,负面连锁效应的副作用就越大。

赵成峰教授简介

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能源经济研究院和韩国经济研究院资深研究委员。曾任资源经济学会会长,现任崇实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能源学院负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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