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正规职与非正规职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再度扩大,政府推进劳动改革的理由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因为劳动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消除阻碍“按劳获得正当报酬”的劳动市场双重结构,并保护劳动市场中的弱者。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于,在民间难以消除工资差距。此外,如何在最大限度减少冲突的情况下,让被视为工资差距扩大原因的工会放下既得利益,也是必须解决的课题。
根据韩国雇佣劳动部23日发布的按雇佣形态劳动实况调查(以2022年6月为准),按企业规模和雇佣形态划分的工资两极化加剧。以正规职的小时工资为100时,非正规职的工资水平为70.6%,较上年下降2.3个百分点。这是四年来工资差距再次扩大。2014年录得62.2%后呈现的趋势性改善势头出现逆转。而且,劳动市场中处于最上层的300人以上企业正规职与处于最劣势的300人以下企业非正规职之间的工资差距改善趋势也出现逆转。以300人以上企业正规职工资为100时,300人以下企业非正规职的工资水平仅为43.7%,回到了2019年(42.7%)的水平。更大的问题是,低工资劳动者比重为16.9%,9年来首次转为上升。有较多担忧认为,工资总量本身较少的低工资劳动者,在去年以来持续的高物价形势下,因实际工资减少而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雇佣劳动部解释称:“虽然日历上的工作天数减少,但正规职多为月薪制,即使工作时间减少,工资也往往不会减少”,并表示“因新冠疫情而连续两年减少的特别津贴增幅较大,金融、保险业的绩效奖金也有所扩大”。特别津贴通常对大企业工资的影响大于中小企业。
本次调查也印证了政府的判断,即加剧劳动市场双重结构的原因之一是有无工会。从加入以提高工资为主要目的的工会的比例看,正规职为13.5%,而非正规职仅为0.7%。奖金支付率(含预定)方面,正规职为62.8%,约为非正规职(24.1%)的3倍。韩国工会组织率仅占全体劳动者的14%左右,且大多集中于大企业和公共部门,结构畸形。该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大企业、正规职提高工资的可能性远高于中小企业、非正规职,两个层面的工资差距过度扩大。这还造成了就业错配:被视为优质岗位的大企业难以进入,而中小企业却始终摆脱不了人力短缺。
政府将缓解此类工资差距视为劳动改革的重要支柱,正加快制定对策。今年2月雇佣劳动部成立的共生工资委员会一直主导工资差距缓解对策的制定。共生工资委员会共同委员长、雇佣劳动部长官李政植当天在会议上表示:“工资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工资体系过度的年功序列性”,并称“将于下月公布双重结构改善方案”。李长官预告,对策将包含消除工资差距的制度基础、缩小承包与分包企业劳动福利差距、提升合作企业劳动者生产率等内容。
令人担忧的是,政府在推进劳动改革的过程中试图迅速削减工会的既得利益。将劳动界一分为二的民主劳总和韩国劳总所反对的工会会计透明化对策即为代表。党政方面计划今年完成信息披露系统建设等立法工作,因为认为社会对工会会计透明化持肯定态度的舆论占多数。雇佣劳动部当天公布的问卷调查(以1000名就业者为对象)结果显示,88.3%的人回答“工会应像捐款团体一样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此外,针对160名工会会员额外实施的问卷调查中,48.1%的人认为“工会没有透明运营会费”。但当天两大劳总就本次问卷调查发表了批评性评论。民主劳总指出:“政府未与工会协商,在外围以‘打压工会’的方式推进政策。”
政府在推进劳动改革另一支柱——工作时间改革时,遭遇了以劳动界为中心提出的长时间劳动、健康权恶化等担忧。此后,曾要求“加快改革速度”的劳动学界中,认为政府不应忽视说服劳动界和社会对话重要性的建议有所增加。高丽大学劳动大学院客座教授郑承国指出:“劳动市场双重结构如同在高地构筑了阵地,存在抵抗集团,因此非常难以消除”,并表示“与采用产业别工会和职务工资制的欧洲不同,我们实行年功薪级制,且大企业展开战斗性劳动者运动,这才是问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