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引入的韩国国民年金制度,在1998年(金大中政府)和2007年(卢武铉政府)两次进行部分改革之后,再未有任何调整。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改革了公务员年金,但未触及国民年金。文在寅政府出于选票考虑,未进行任何年金改革。有分析认为,照此下去国民年金将在2041年转为赤字,并在2055年枯竭。尹锡悦政府将年金改革与劳动、教育改革并列为旗帜,但成立一年多来改革讨论仍进展迟缓。韩国年金学会会长、高丽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金元燮15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建议:“如果难以大幅提高养老保险费,那就先把费率从9%提高到12%,并推迟领取年金的时间。”金教授表示:“此后为解决老年贫困,需要就基础年金等福利和公共年金支出达到何种水平形成社会共识。”
——尹锡悦政府将年金改革列为三大改革课题之一,但仍处停滞。国会年金改革特别委员会原计划在今年4月前提出改革方案,却未能得出结论,并将活动期限延长至10月。
△国会年金改革特委突然把讨论方向从参数改革转向加入基础年金、退职年金的结构改革。但结构改革利害关系复杂,非常难以推行。执政党国民力量似乎也未显示出坚定的改革意志。明年4月总选之前很可能无法动手。多数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之前就确立了年金制度,解决了老年人的收入保障问题,而我国至今仍未能建立起完善的年金制度。
——在老年人口激增的情况下,国民对养老准备不足的担忧很高。
△在我国,户主已退休的家庭中生活有余裕的仅占10.3%。其余家庭的养老准备并不充分。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相对贫困率(收入低于中位收入50%的比例)以2020年为准为38.9%,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处于最高水平。若维持现行制度,估计到2045年我国老年贫困率仍将达31.5%。
——为解决老年贫困需要什么?
△国民年金、特殊职域年金、基础年金合计的公共年金总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9.2%)。由于老龄化急速推进,到204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20~64岁)的比例将达60%,年金支出也将上升至GDP的8%左右。问题在于,以现有的保险费水平难以承担这样的支出。最终,一定程度的保险费上调不可避免。此外,仅靠国民年金无法应对老年贫困,因此在提高保险费的同时,就国家财政应向基础年金财源等投入多少展开社会讨论已十分迫切。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工会和大量国民反对之下强行推进了年金改革。
△法国的案例直观显示出年金改革有多难。不过欧洲与我国情况有所不同。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享受高增长,当时的年轻人收入丰厚,而经历战争的老人则贫穷。当时欧洲的老年贫困率超过30%。大多数欧洲国家通过提高当时的年金水平、扩大覆盖范围的改革解决了老年贫困。如今欧洲的问题是,得益于成熟的年金制度老年人生活富足,而增长停滞使年轻人日益贫困。马克龙总统推迟年金领取年龄正是为了调整这一点。但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国民担忧年金给付被削减而反对改革。老年贫困率仅为4.4%的法国与老年贫困严重的我国,年金改革的讨论背景本身就不同。
——那么我国的年金改革应朝什么方向进行?
△养老保险费率必须有所提高。1998年将费率提高到9%之后,二十多年未作调整。为实现财政稳定,费率需提高到17%,但这现实上不可能。我认为最多可提高到12%左右。我国难以大幅提高养老保险费,是因为对保险费上调敏感的自营业者和非正规职劳动者在国民年金参保者中占比很高。
——是说因自营业者负担过重而难以大幅提高保险费吗?
△职场参保者由劳动者与公司各承担一半,而自营业者须独自全额承担,因此保险费若急剧提高将难以承受。德国等多数发达国家把职场参保者与自营业者的年金分开运营,而我国与加拿大、美国则将两类职域合并。而且我国自营业者占就业者的比例以今年初为准为20.1%,与其他国家相比过高。再加上近来出现了特殊雇佣职、零工等难以归类为职场参保者的多样劳动形态,更难提高保险费。
——若大幅提高养老保险费,企业负担可能过重。
△文在寅政府时期未能提高养老保险费的原因之一正是企业的反对。当时试图把费率提高到12%,但经济团体反对强烈。这也不难理解,企业不仅负担4.5%的养老保险费,还要负担8.3%的退职年金保险费,合计12.8%。在此情况下若急剧提高养老保险费,企业负担将过重。对企业而言,养老保险费最终也是人力成本。不是大企业很难承受。还担忧出现雇佣减少的反作用。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这样为劳动者的养老而让企业承担如此多负担。正因未能理清这些问题,保险费才难以上调。
——也有意见认为应推迟年金领取起始年龄。
△从2034年开始领取年金的1969年出生者起,领取起始年龄变为65岁。此后应考虑进一步分阶段推迟至68岁的方案。不过这需要与延长退休年龄或废除退休年龄一并讨论。起始年龄提高,退休年龄自然也应延长。
——也有人指出仅靠国民年金难以解决老年贫困。
△目前国民年金的收入替代率为40%。这适用于平均收入者缴纳40年保险费的情形。实际收入替代率远低于此。目前国民年金给付额平均为54万韩元,年金给付领取者中超过一半的57%领取40万韩元以下。这与其说是年金,更接近零花钱。仅靠国民年金无法解决老年贫困。德国实行社会保险方式的年金制度,但原则上保险费的30%由国家财政承担。日本也实施以保险费为基础的基础年金,但不足部分由国家投入税收。我国为解决老年贫困问题,不仅要改善国民年金,还要改善以税收为基础的基础年金制度。
——有人担忧这样会恶化财政健全性。
△OECD成员国平均已将GDP的9.2%用于公共年金支出。法国甚至支出GDP的14%,德国为11%。其结果是老年贫困率极低。我国目前的年金支出在OECD中处于最低水平,估计到2060年也只会将GDP的10%左右即OECD平均水平用于年金。与其因担忧财政健全性而一味削减年金,不如让尚不成熟的国民年金与基础年金共同发展。同时,还应从长期视角就如何适当组合保险费负担与税收负担达成社会共识。
——也有不少人指出年金基金收益率过低。
△公共年金的运营基准有三项:收益率、稳定性和公益性。目前我国以稳定性为中心运营,而加拿大更强调收益率。要提高收益率就不得不增加风险投资,也须承受由此产生的损失。今后国民年金基金投资在注重稳定性的同时,也有必要努力提高投资收益率。应像加拿大那样,逐步重新调整人力与组织,使熟练的专业人士能够负责运营。
——也有意见认为需要与公务员年金、私立学校教职员年金等职域年金合并。
△长期看应朝那个方向走。国民年金与公务员年金之间的给付水平差距过大。但公务员年金与依靠积累基金支付的国民年金不同,是用当期征收的保险费支付给付。若急剧合并公务员年金与国民年金,新入职公务员将向国民年金缴费,而现有公务员年金领取者的相当部分给付须由国家财政填补,由此产生问题。应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He is…
1966年生于庆南密阳,毕业于高丽大学社会学系,经德国不来梅大学硕士课程,在比勒费尔德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政策学系研究教授、国民年金管理公团年金制度组组长等,自2009年起任高丽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担任国民年金财政计算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幸福年金咨询委员,今年初就任韩国年金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