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承担失败可能性却能成功的方法。只有以自由接纳失败的方式,政府、企业与大学同心协力向前推进,韩国的尖端生物产业才能实现创新。”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特温特大学教授兼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教授赫里特·斯托姆14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韩国的生物领域正在快速成长,特别是在生物医药品制造领域拥有世界顶级企业,但根据我多次访问韩国的经验来看,我认为生物学界与产业界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其意为,韩国生物产业在制造领域已达到一定水平,但在新药开发等创新方面难以发力,原因正在于这种产学落差。
斯托姆教授曾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及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名誉教授等职,长期从事作为脂质纳米颗粒(LNP)第一代技术的抗癌脂质体研究。目前,他兼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及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特温特大学教授,研究生物药剂学、纳米尺度靶向药物递送等。
他还参与了多家生物初创企业,目的是基于600余篇论文实现技术产业化。最近,他为开发具有强效抗肿瘤效果的免疫治疗抗癌药,创办了名为“Ayuvant”的初创企业。
斯托姆教授主张,在韩国医疗费支出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必须伴随能够引发生态系统创新的变化。他表示:“2021年韩国的医疗费总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8%,老龄化等人口统计学问题也与癌症、痴呆等疾病相关。”他说:“不仅需要影响力大的基础研究,还需要思考如何将其转化为有助于增进人类健康的有意义的技术。”
此外,斯托姆教授还评价称,韩国的生物研究评价过程令人遗憾。理由是从源头上排除失败的可能性,反而阻碍了创新。
他表示:“韩国的生物学界似乎承受着必须发表高影响力论文的压力,在质与量两方面都面临大量要求。”他说:“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必须避免失败的现实课题。”他接着补充说:“即便有学者愿意承担风险,研究经费支持的评价过程也具有规避风险的倾向,我的印象是在韩国的研究环境中承担风险是不可能的。”他分析认为,韩国领先的生物企业在新药开发等研发(R&D)方面被评价为弱于制造领域,其原因也源自于此。
他认为,在此过程中,通过研究者创业等方式促进创新,是实现产学研协同效应的途径。斯托姆教授谈到自己所在的荷兰和新加坡的研究环境时说:“两国政府在研究者创业时对早期阶段资金支持十分积极。”他解释称:“这是因为它们认识到把实验室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利益的重要性,并努力按这一方向运营生态系统。”他同时表示:“由研究者发起的学术与临床、学术与产业的合作文化在荷兰已非常成熟。”并建议韩国也应加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