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为了外遇对象挪走了我几千万韩元。我想报警,但被告知因为是家人所以不可能。那个人不是家人而是小偷,可我们国家的法律却给小偷免罪。让人气愤。”
“大哥多次挪用父亲的钱,挥霍在玩乐上。本来家境就不宽裕,家庭因此破碎,父亲和大哥的关系比陌生人还差。为了至少追回一部分钱,我想举报大哥,却被告知不行。仅仅因为是家人,我们国家的法律就不保护受害者。”
过去数十年间,韩国的家庭概念持续变化。1970年高达4.53人的总和生育率,去年骤降至0.78人,家庭日趋核心化。1970年占18.8%的直系家庭比例,到2015年降至5.3%,同期核心家庭从71.5%扩大至81.7%。此外,亲属间往来逐渐减少,国民所认为的亲属范围也在缩小。认为四寸(四代旁系)以内为亲属范围的国民,从2010年的45.8%降至2021年的32.6%。该调查中,最多国民认为的亲属范围是三寸以内。以家人为由广泛禁止法律介入的韩国法律条款也被推上风口浪尖。特别是对八寸以内血亲或四寸以内姻亲、配偶之间发生的盗窃罪、诈骗罪等财产犯罪免除刑罚,或须有告诉才可提起公诉的特例——“亲属相盗例”,要求改善的呼声日益高涨。
据法律界11日消息,1953年制定刑法时设立的亲属相盗例,其渊源据称是罗马法“法律不跨越家庭的门槛”这一宣示。它以传统家庭概念为基础,前提是以拥有权威的长辈为中心自主解决家庭内部不和。不过,亲属相盗例制定至今已过70余年,法律与现实脱节。“长辈”逐渐消失,因个人贪欲致使家庭陷入危机的情形也屡见不鲜。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的统计,针对老年人的经济虐待加害者中有77.5%、针对残疾人的经济剥削中有19%由受害者的亲属所为。由于亲属相盗例以过去确立的家庭概念为基础,认为有必要使其符合现实的指摘不断。
亲属相盗例以刑法第328条“亲属间犯罪与告诉”条款为基础。第1款规定,加害者为直系血亲、配偶、同居亲属、同居家庭成员及其配偶时免除刑罚;第2款规定,其他亲属之间的犯罪须有告诉才可提起公诉(亲告罪)。韩国的亲属范围为八寸以内血亲、四寸以内姻亲及配偶。该条款原本规定仅适用于妨害权利行使罪,但刑法第344条、第354条、第361条、第365条也予以准用,因而适用于盗窃、诈骗与恐吓、侵占与背信、赃物罪等一般财产犯罪。此外,违反《关于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等的法律》《关于暴力行为处罚等的法律》等特别法也属适用对象。
法律界指出,亲属相盗例条款的实施过于一律和片面。即完全不考虑损害的重大程度、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受害者的处罚意愿等,实际上一律给予“免罪”。抛弃子女的父母、正在进行离婚诉讼而分居的配偶,也适用亲属相盗例而免于处罚。不属于民法上家庭成员的直系血亲的配偶(非同居)、配偶的直系血亲(非同居)等,也是亲属相盗例的对象。在此过程中,检察官的起诉权、法官的量刑裁量均无法介入。
也有意见指出,属于刑法第328条第2款的亲告罪条款存在被滥用的余地。亲告罪规定受害者须在知悉犯人后6个月内决定是否告诉,这意味着很可能错过时机。国会立法调查处立法调查官金光贤表示:“存在加害者以亲戚为由请求宽恕,或称会偿还损失的财产而恳请延后告诉,从而导致超过期限的可能性”,“也应考虑将该犯罪由亲告罪转为反意思不罚罪,取消告诉期间限制的方案”。韩国法务部长官韩东勋去年在国政监查中也曾表示:“我认为在当今社会,(亲属相盗例)按照以前的概念原封不动地适用是有困难的。”
缩小或废除亲属相盗例适用对象的修法尝试屡屡落空。第14届国会时曾提出刑法修正案,拟让法官可决定是否适用亲属相盗例的免刑条款(任意免刑),但未能通过全体会议;第19届国会中,主张将针对被成年监护人的财产犯罪排除在适用对象之外的修正案也因任期届满而废弃。较近的2021年,共同民主党议员李成万提出全面废除亲属相盗例规定的法案,民主党议员李炳勋提出将诈骗与恐吓、侵占与背信犯罪排除在亲属相盗例对象之外的修正案,但实际上讨论并未展开。
另一方面,也有观点指出,若废除亲属相盗例,可能在法律、制度上引发巨大混乱。理由是仍存在认为公权力不应介入家庭事务的舆论,且该制度已长期实施。实际上,韩国宪法法院曾在2012年以“家庭的安宁不应被刑事处罚打破”为由,判定亲属相盗例规定合宪。
对此,也有为改善制度而提出的折中方案。民主党议员韩准浩今年3月提出法案,规定对依《关于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等的法律》被加重处罚的“获利金额在5亿韩元以上的诈骗、恐吓及侵占、背信之罪”和“5人以上共同惯常实施的盗窃之罪”等不适用亲属相盗例规定。韩议员表示:“亲属相盗例不仅长期适用,而且司法机关一直予以认可,因此包括废除在内的修法确实存在压力”,“我认为有必要先从部分危害性犯罪起,将其排除在亲属相盗例对象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