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对海洋世界的抱负十分宏大。以所谓“海洋崛起”为旗帜,毫不掩饰要扭转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屈辱历史的雄心。即便只是为了应对作为典型海洋国家的美国,海洋崛起也被视为并非选择而是必需。中国原本对海洋世界绝非守势。宋元时代中国的海洋力量达到世界水平,其余波表现为郑和的大远航。
从这个意义上说,1415年10月5日(农历闰九月初三)明朝皇帝永乐帝批准的结果——“罢海运”,即“停止海运”,史料记载虽仅三字简短,其波及力却发挥了改变世界史流向的力量。当时永乐帝通过政变登上帝位,正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
由于要把汉族国家明朝的首都迁到“蛮夷”蒙古族所建的殖民都市(北京),反对声极为激烈,而北京周边物产匮乏,是无法自给的城市。永乐帝选择了重建忽必烈曾试图建设却失败的、长达1800公里的大运河之路,当通过海拔45米高地的大运河流通网于1415年开通后,他便停止了作为辅助手段的海上物资运输。
因此1415年停止的“海运”并非所有海洋贸易,而是通过海运把物产丰富的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物资运往北京的这一部分。但仅这一个小决定,使从江南到北京的黄海航线上大部分海洋贸易陷入停滞,也成为此前积累的远洋航海相关知识被埋没的契机。当然,朝鲜的燕行使不必再经危险的海上航线往来南京,而是通过安全的陆路往来北京,因此对迁都北京和“罢海运”表示欢迎。
以安全的日常取代危险冒险,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短期内可以节省成本,但长期来看创新变得陌生。最终到了19世纪,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