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世界最严重水平的低出生率问题,政府在2016年至2021年间共投入280万亿韩元财政资金。尽管如此,总和生育率仍在持续下滑。2000年为1.48人的总和生育率,2018年降至0.98人,去年仅为0.78人。韩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唯一生育率低于1人的国家,属全球最低水平。投入巨额预算仍未能阻止生育率的严重下降。
因生育率下降导致的人口断崖现象也令人担忧会比预期来得更快。Statistics Korea在2016年的未来人口推算中预计人口峰值出现在2031年。但Statistics Korea在去年的发布中披露,韩国人口已从2020年的5184万人减少至2021年的5174万人。这相当于正式确认,因生育率下降,人口已越过峰值并进入人口减少国家行列。
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减少的冲击难以估量。高盛去年在《通往2075年之路》报告中预计,受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影响,206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增长率将转为负值。报告甚至警告,到2075年韩国经济规模将被菲律宾超越。
生育率急剧下降还可能引发韩国国民年金提前枯竭等各种问题。若年金枯竭时点提前,老年人的晚年不安与未来一代负担激增将无法避免。此外,劳动力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投资萎缩等导致潜在增长率下滑也是显而易见的。
回避生育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从最近的舆论调查结果看,养育与保育负担被指为最大因素。据《文化日报》以全国19~38岁男女1000人为对象实施、并于2日公布的舆论调查结果,42.9%的受访者回答“不会生育子女”。而回答不生育的受访者将“养育和保育负担太大(43.5%)”列为最大原因。男女双方都在诉说生育后照护与保育的负担。特别是女性因担心照护问题导致职业生涯中断而回避生育。
那么,政府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就应聚焦于减轻父母的养育负担。但为此政府不能盲目延长育儿休假期限。企业若育儿休假者众多,就需雇用更多替代人力,从而面临成本上升。据说某商业银行为补充因育儿休假等出现缺员的分行人力,甚至在人事部内运作一定规模的人力储备池。
荷兰通过引入非全时工作制等确保劳动灵活性,解决了这类生育后的保育问题。劳资政三方通过《瓦森纳协议》(1982年)引入非全时工作制,并制定禁止按工作时间进行歧视的法律(1996年),使非全时劳动者与正式劳动者在工资、奖金、教育、休假等方面不得受到差别待遇。以按劳取酬的劳动体系实现了非全时劳动者的普遍化。2000年又允许正式劳动者转为非全时,为生育后因保育而转为非全时劳动者开辟了通道。这正是尽管其政府支持的育儿休假制度不及其他欧洲国家,2021年总和生育率(1.62人)却高于欧盟(EU)成员国平均值(1.53人)的背景。
明年4月大选前,以解决低出生率为名的各种民粹主义承诺必将泛滥。低出生率问题无法靠发放补贴等“镊子式”政策轻易解决。尹锡悦总统也在3月低出生率与老龄社会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必须同时推动民间参与,以改变我们整个社会文化”。还需伴随引入弹性工作时间制以及按劳取酬的劳动市场结构变革。劳动界也应认识到,引入非全时工作制等扩大劳动灵活性正是支撑荷兰生育率的支柱,并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