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A因班上有一名情绪极不稳定、几乎无法管理的学生而备受煎熬。某天该学生出现严重过激的问题行为,A抓住其手腕予以制止。这本是为保障其他学生的学习权,但该学生的家长却以“抓了自己孩子的手腕”为由,举报A虐待儿童。
#教师B在制止并训导两名学生间的校园暴力过程中,遭一名学生辱骂。于是召开教权保护委员会,决定对该学生采取接受特别教育的处理。结果该学生家长以“要向电视台举报”相威胁,并以“教师试图用手机打孩子”为由控告B虐待儿童。案件移交检方,最终以无嫌疑结案。
在教师节临近五天之际,有调查显示,教师们正饱受学生、家长“不成也无所谓”式的诬告性虐待儿童举报之苦。家长造成的侵害教权咨询中,每4件就有1件与虐待儿童举报有关。教师们要求,对正当的教育活动和生活指导应赋予虐待儿童免责权。
据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教总)10日发布的《2022年度教权保护及教职咨询活动》报告,去年教总受理的教权侵害咨询、处理件数共计520件,比2021年的437件增加了多达83件。新冠疫情期间因非面对面授课环境一度回落,但如今又回升至2019年之前的500件水平。
教权侵害主体中家长最多。家长造成的教权侵害咨询件数从2021年的148件增至去年的241件。尤其是以教师管教其子女为由的虐待儿童举报明显增加。教总表示:“被归类为学生指导的125件咨询中,至少一半以上是遭到虐待儿童举报威胁、被起诉的内容”,“相当于家长造成的教权侵害中每4件就有1件与虐待儿童举报有关”。
遭虐待儿童举报的教师向教总申请教权拥护基金诉讼费支援的件数也逐年增加。每年诉讼费申请中与虐待儿童相关的占比为:2018年63件中11件(17.4%)、2019年117件中17件(14.5%)、2020年115件中21件(18.2%)、2021年78件中15件(19.2%)、2022年110件中26件(23.6%),呈逐步上升趋势。
更大的问题在于,与虐待儿童举报相关的咨询大多在检方以“无嫌疑”结案,属于诬告性、“不成也无所谓”式的内容。教总担忧地表示:“家长本人几乎不会承担任何后果,这被恶意利用,导致不加分辨的‘不成也无所谓’式虐待儿童举报增加”,“这使教师在教育指导上畏缩、回避,最终导致原本为预防虐待儿童而制定的法律反而助长了教育上‘放任’这种虐待儿童的结果”。
在教师工会联盟(教师工会)迎接第42届教师节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中,也有许多教师呼吁出台应对虐待儿童举报的措施。教师工会上月20日至28日对11377名会员进行的在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为实现正常教育活动最亟需解决的课题第一位是“制定通过法律防止教育活动受侵害的对策,如处罚诬告性虐待儿童举报”(38.21%)。在开展教育活动过程中曾被举报虐待儿童的教师多达649人(5.7%)。
此外,对于是否满意教职生活的提问,非常不满意(39.7%)、有些不满意(28.66%)等否定性回答高达68.36%;对于最近一年是否考虑过转职或辞职(自请免职)的提问,61%回答曾经考虑过。在询问最近5年教权侵害情况的题目中,回答曾因教权侵害接受精神科治疗或咨询的教师多达26.59%(3025人)。
教师们呼吁,对正当的教育活动和生活指导应赋予虐待儿童免责权。教总和教师工会正在开展推动国会议员提案的活动,包括自行拟定并提出修正案,在幼儿教育法、初中等教育法、关于提高教员地位及保护教育活动的特别法(教员地位法)等教育相关法律以及儿童福利法、ACT ON SPECIAL CASES CONCERNING THE PUNISHMENT OF CHILD ABUSE CRIMES(虐待儿童处罚法)中新增“对教员正当的生活指导不视为虐待儿童犯罪”“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时不承担刑事责任”等条款。教总相关人士表示:“需要制定明确标准,避免仅被举报就被停职,对恶意的虐待儿童举报,教育厅长有必要以诬告或妨碍业务罪提出控告”,“还应制定方案,保障对受害教员提供心理咨询、治疗、疗养等保护措施以及教员治愈中心支援、诉讼费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