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住的朋友好几天联系不上,我真的很担心。打了很久电话后,是一名刑警接了电话。他说‘本来是不能告诉你的’,然后告诉我朋友去世了。说不是血缘关系本来无法告知,但还是告诉了我。明明像家人一样生活,结果却成了连外人都不如的关系。”
“我现在和恋人以及她与前夫所生的孩子一起生活。虽然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一起抚养,但孩子生病或出现问题时,就会出现要叫来已离婚的前夫的情况。虽然我和他们住在一起,但真正关键时刻却什么都做不了,很憋闷。”
办理了婚姻登记的爸爸、妈妈和子女共同生活的传统“家庭”概念正在解体。韩国的法律体系将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情形界定为“正常家庭”并加以鼓励。但现实不同。独居的单人家庭与同恋人、朋友共同生活的非亲属家庭合计已接近全体家庭的40%。尽管如此,政府仍只将新形态的家庭和家庭成员界定为“规范之外的家庭”,不将其纳入国家制度的保护范围,结果被视为“非正常”的这40%的成员正遭受歧视。这是因为住房、照护、生育、养育等大部分权利与义务,都是以血缘和婚姻结成的家庭关系为标准构建的。也有观点指出,顺应家庭形态日益多样化的现实,无差别地承认各种社会关系并使其能够稳定地使用社会保障制度,或可成为生育率回升的解决之道。
扩大法律上家庭概念的要求已持续多年。民法第779条将家庭定义为“通过婚姻和血缘形成的关系”。因此,单亲、非婚同居、同性伴侣、居住共同体等处于家庭范围之外的关系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保护之外。在手术等医疗紧急状况下,不属于家庭范围的监护人的作用受到限制。此外,即便关系亲密,死后也无法成为“丧礼主持人”;因对被收养儿童的歧视性眼光而对收养犹豫不决等,由狭窄的家庭概念引发的问题正在迅速增加。
在此情形下,基本收入党议员龙惠仁上月26日提出的生活伴侣法,内容是让共同生活的伴侣相互赋予同居、扶养、协助等准同于婚姻的权利与义务。该法案的出发点在于,有必要激活并以法律保护已经存在的多种形态的家庭共同体。即便建立生活伴侣关系,身份也不发生变动,且不与对方的家庭形成姻亲关系。关系的解除只要双方合意或一方希望解除即可实现,比离婚更为简便。龙议员解释称:“只有能够稳定地使用国家的各项制度,生育或组建家庭才有可能,从这一点看这是能够应对低生育人口危机的制度。”
正义党议员张惠英也计划在本月内提出生活伴侣法。张议员方面正重点研究不将“同居”条件作为生活伴侣关系必备要件的方案。家庭构成权研究所研究委员罗英正表示:“生活伴侣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已经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让共同生活的人能够继续稳定地生活是当务之急。”
若要将应当承认多样家庭形态的主张归结为“保护少数群体”之类的特定口号,那么在韩国社会家庭形态其实早已多样化。2021年非亲属家庭统计为47万2660户。非亲属家庭在2015年为21万4421户,此后7年间持续呈增加趋势。自2015年起成为全体家庭类型中最主要类型的单人家庭,截至2021年占全体家庭的33.4%。预计到2050年将接近40%。非婚同居比重似也将上升。据2021年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的研究,在回答今后想结婚的人中,48.5%表示“有婚前同居意愿”,51.5%回答“打算直接依法结婚”,有结婚意愿者中约半数对同居持肯定立场。即便今后无结婚意愿的人中,也有16.8%表示“有同居意愿”,0.5%表示“同居意愿非常强”。此外,据女性家庭部2022年实施的“家庭实态调查附加研究”,就同居原因回答“没有特别理由,自然而然”的比例最高,达17.3%,显示非婚姻的生活形态正逐渐被自然接受。加之考虑到韩国至今尚无关于非亲属同居家庭的明确统计,实际非亲属同居家庭数量估计远高于现有数字。
随着上述变化,自2021年9月30日起施行的首尔市单人家庭条例中还出现了“社会性家庭”这一概念。这是一个宽泛概念,指并非以血缘或婚姻关系结成的人们聚在一起,共同维持做饭、就寝等生计的共同体形态。
国会立法调查处调查官许敏淑指出:“目前韩国法律只承认法律婚和血缘形成的家庭,社会保障制度大多需要证明是家庭成员”,“若家庭地位未获法律承认,可以说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就被全部排除。”她还表示:“非血缘同居家庭成员人数已超过100万人,但因缺乏制度性保障,未建立家庭关系而相互照料照护的家庭无法获得彼此的监护人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