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03 | 신경립 논설위원

[周四早晨]外交重心转移的韩国,应借鉴澳大利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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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永远而永久的国家利益。”

还有什么表述能像19世纪中叶大英帝国首相亨利·约翰·坦普尔(即帕麦斯顿勋爵)这句话一样,道出国际政治的精髓?在各自求生、弱肉强食法则支配的国际社会中,区分敌友的标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有国家利益。在数年惨烈的经济战之后,近来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涌动的和解气氛,正是印证这一真理的典型例证。

一直坚持“安美经中”(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路线的澳大利亚开始与中国拉开距离,大约始于中国干预内政情形曝光的2017年前后。此后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华为通信设备排除在外,并提出新冠疫情“中国责任论”,两国关系随之破裂。作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2020年启动高强度经济报复,包括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以及对葡萄酒、棉花等共13类商品实施进口限制。

讽刺的是,先伸出和解之手的是中国。中国自去年起主动要求举行高层会谈,今年更公开表示“中澳关系已进入实现转折的决定性阶段”。2月底,澳大利亚煤炭在两年多后再次抵达中国港口,对澳大利亚大麦的报复性关税也将在不久后撤销。去年大选结果使澳大利亚政权由保守的自由党更替为中左翼工党,这成为中国转变姿态的借口。但主流分析认为,实情是经济报复反而勒住了自己而非澳大利亚的脖子,中国因此举了白旗。

澳大利亚战胜中国压力的武器是铁矿石和煤炭,以及积极的出口多元化。即便在全方位经济报复之中,中国也未能动需求60%依赖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澳大利亚提高了占其出口20%的铁矿石价格,冲抵了中国贸易制裁的效果。同时,澳大利亚还扩大市场,增加对印度、日本等亚洲各国的煤炭出口。随着澳大利亚煤炭供应中断,因严重电力短缺而陷入困境的反而是中国。2020年中国一度占澳大利亚出口的48.8%,去年下半年已降至30%以下。

澳大利亚克服中国的经历,对处于对华关系拐点的韩国有重要启示。与在美中夹缝中打出早已失效的“走钢丝外交”的文在寅政府不同,尹锡悦政府从一开始就明确了韩美同盟优先的基调。在新冷战时代,以在美中之间保持等距的“平衡外交”兼顾安全与经济实利的设想,只是一种空想。文在寅政府高举早已失效的“安美经中”、处处看中国眼色的外交,最终以美国的猜疑、中国的冷遇和加剧的朝核危机这一惨剧收场,便可说明这一点。

尹锡悦政府将外交重心移向美国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如同庆贺韩美紧密同盟关系的宴席一般的尹锡悦总统对美国国事访问,无异于宣告韩国外交“战略模糊”的终结。如今宴席已散,摆在尹总统面前的是中国“战狼外交”这一并不轻松的现实。

当然,为安抚心情不悦的中国所作的外交努力不可懈怠。但在韩中关系从属于美中霸权战争大趋势的情况下,我们外交能力的局限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也需要对惯于“贸易武器化”的中国的潜在威胁做好准备。

正如澳大利亚的经验所示,要化解庞大市场强国的威胁,需要的是出口渠道多元化这一“盾”,以及对方国家必不可少的“杀手级出口产品”这一“矛”。没有铁矿石或煤炭这类天赐武器的我们,所能依靠的是人力资源创造出的高度技术实力。若在半导体等韩国具有优势的尖端领域,以独一无二的超级差距技术培育出世界所需的出口产品,那将成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强国外交的杠杆。具备让对方为自身利益而无法敌视韩国的出口实力,正是新冷战时代韩国应追求的平衡外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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