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疫情期间被临时允许的非面对面诊疗(远程诊疗)终止时点临近,其法律制度化讨论已经启动。因非面对面诊疗临时开放而创业的初创企业,一旦政府下调传染病危机预警级别,法律依据便随之消失,只能关门。政府为此表示,将以试点项目形式延续非面对面诊疗,并在6月前将非面对面诊疗本身制度化。国会也已提出医疗法修正案。
尽管有这些努力,相关业界却发出忧虑之声,认为非面对面医疗反而面临枯死危机。制度化的核心在于是否允许初诊,而现行非面对面诊疗可以进行初诊,修正案却定下仅允许复诊的方向。实际上提交国会的5件医疗法修正案中有4件不允许初诊。若仅允许复诊,市场规模必然显著缩小。就连在立法前填补制度空白的试点项目,是否将初诊患者纳入诊疗对象也不确定。
运营非面对面诊疗平台的30多家初创企业正自行奔走寻找出路。这不仅关乎企业生存,还牵涉此前创造的1000多个岗位。他们以书信方式向总统呼吁,请求阻止仅允许复诊的非面对面诊疗制度化。还面向国民开展了守护非面对面诊疗的签名运动,几天之内就大幅超过了10万人的目标。
从过去3年非面对面诊疗的成果看,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初诊与否要成为争议焦点。据政府公布,相当于每4名国民中就有1人的1379万人使用了非面对面诊疗,累计完成3661万件诊疗。期间除简单遗漏与失误外,没有发生严重医疗事故。参与医疗机构中93.6%为诊所级。针对患者及家属的调查显示,77.8%的受访者表示满意,87.8%表示有再次使用意愿。韩国保健福祉部基于该结果自评称,非面对面诊疗的效果、安全性和满意度已得到确认,向大型医院集中等担忧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打消。这样的规模已属史上级别的实证,实证结果也很明确,因此更难找到不像现行非面对面诊疗那样允许初诊的理由。
我国是非面对面诊疗的落后国家。1988年启动了非面对面影像诊断试点项目,此后却只是持续了30多年的试点。在我们连第一步都未迈出之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多数国家已允许非面对面诊疗,如今该业务本身不可能开展的国家只有韩国。
此事是典型的利益冲突议题,化解冲突也是难题中的难题。新产业或创新事业中,新尝试因利益冲突而陷入困境的案例很多。法律平台与律师团体、视频配药系统或药品自动售货机与药师团体、人工智能(AI)眼镜购物初创企业与验光师团体、房地产数字交易平台与执业中介人团体,都因矛盾未解而举步维艰。
非面对面诊疗如今结束了3年的实证试验,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令人担忧的是,来之不易的尝试与创新会否再次受挫。缩小非面对面诊疗范围意味着创新的倒退。期待立法能尽快推进,以守护艰难构建起来的产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