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明年最低工资水平,今年劳方与经营界又预示出极端对立。但即便审议走到最后,劳资双方在工资水平上的立场差距始终如故。这正是“最低工资委员会未能充分代表劳资立场、只追求机械性中立”的批评持续不断的背景。
最低工资委员会2日在政府世宗办公楼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上月28日原定召开却流会的“迟到会议”。当天代表劳方的劳动者委员坚持原有立场,主张明年最低工资应比今年上涨24.7%,达到1万2000韩元。代表经营界的使用者委员则表示“中小微企业主已到极限”,实质上反对劳方的要求。但劳资双方在公益委员作用重要这一点上意见一致。
最低工资委员会是由劳动者、使用者、公益委员各9名共27人组成的社会共识机构。但以劳资为中心的矛盾,如当天会议一样年年激烈。对1988年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之年至今共三十六次最低工资决定方式进行确认后发现,由劳、资、公三方协商一致决定最低工资的仅有七次。也就是说,始终未能决定出劳资双方都满意的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委员会反而屡屡陷入僵局。在最低工资方案表决时或表决之后,劳资一方退场或缺席的情况,历次审议中达二十次。在这种劳资不满未被弥合的情况下,公益委员方案经表决被定为最低工资,已近乎惯例。实际上,公益委员方案被提交表决或最终以公益委员方案决定的情况多达十六次。
原因在于劳资双方从最初要求方案起就提出了高得离谱或低得离谱的工资水平。由于审议是劳资以谈判方式缩小工资水平差距,因此最初要求方案历来被评价为不切实际。进入2000年后,劳资最初要求方案差距在20个百分点以内的情况仅有两次。2016年决定最低工资时,劳方甚至提出了比上一年上调79.2%的方案。2010年决定最低工资时,经营界无视物价,甚至提出了下调5.8%的削减方案。由于最低工资必须每年决定,也存在必须由公益委员来收尾讨论的结构性局限。
问题在于,与最低工资委员会内的劳资矛盾形成反差的是,“对最低工资无感的群体”正在增加。据最低工资委员会每年发布的《关于最低工资适用效果的实态调查分析报告书》,在最低工资决定后就其水平的满意度(适用年度最低工资下的生活)进行询问的结果,回答“一般”的劳动者比例从2017年的55.29%升至2021年的60.33%,平均停留在60%区间。雇主方面,除2017年的58.02%外,2018年至2021年“一般”的比例均在40%出头。也就是说,每年如过山车般的上调率显得意义寡淡。韩国劳动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吴桂泽解释称:“虽然每年需考虑不同的经济状况,但可以看作是无论最低工资水平如何都愿意接受的群体变厚了。”
对最低工资无感的群体越多,越难实现最低工资本来的效果,这一点可能被批评为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局限。报告书中,将收入分配状况列为最低工资决定要素的比例,2018年至2021年每年均为个位数,排在末位。而且使用者方面,该回答率从2018年的7%降至2021年的5.5%左右,同期劳动者也从5.67%降至4.48%。这可以看作最低工资水平的确定结果与当初引入最低工资制度的目的相违背。最低工资委员会将通过消除低工资来缓解工资差距、改善收入分配列为最低工资的重要效果之一。劳方在决定最低工资时也把收入分配作为核心条件,但按报告书来看,这一要求与国民认知存在落差。
最低工资委员会决定的最低工资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生计和企业经营。去年最低工资委员会在完成今年适用的最低工资审议后,推算受影响的劳动者为109万3000人至343万7000人。






